1983年，是人民共和国刑法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风暴。时间过去整整三十年了，一些年轻的人们可能不知道共和国曾经发生的这场风暴，或者听说过但并不清楚；一些曾经亲历过这场风暴的中老年朋友们，也许因为岁月的逝蚀而淡漠了印记；这场风暴掀起的时候，笔者正当风华正茂之年，虽然时光过去了三十个春秋，但目睹耳闻这场风暴的一些情景仍记忆犹新。现根据自己的记忆，再辅以查对的一些史料，用文字的形式，还原这场严打风暴的来龙去脉，同时谈点自己的感想。
1978年12月，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却成为政府和民众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1979年9月9日下午，上海市控江路江浦路口，发生了一起流氓团伙袭警并当众猥亵妇女的事件，这就是有名的“控江路事件 ”；1980年10月，当时正在准备审判“四人帮”和林彪死党。可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个月的29日下午，全国人流量最大的铁路枢纽北京火车站，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亡命徒自杀性爆炸事件，事件导致9人死亡，近百人受伤的。北京站爆炸案在北京乃至全国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触动了最高层的敏感神经。1981年4月2日，在北京著名的北海公园，几名外逃劳教人员胆大妄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对划船的三位女学生进行尾随调戏，之后当众劫持并强奸了这三个如花的女学生。1982年6月，笔者所在的某油田某单位，几个无业小玩闹，持刀抢劫并杀死一名业主，制造了一起公开血案。
上述类似案件，当时全国每年都会发生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起。这等案件比起下面的案件来，可谓小巫见大巫。
1983年2月12日，时当大年三十。这天中午，沈阳空军463医院院内，正在准备过年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一起惊天大案悄然发生了。制造这起惊天大案的是一对同胞兄弟，兄名王宗坊、弟名王宗玮。“二王”在这家医院盗窃钱物被发现，穷凶极恶的王宗坊、王宗玮枪杀了该医院职工军人四人，杀伤三人。然后“二王”流窜全国多地，历时七个多月，先后打死打伤军警民二十余人，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案件发生后，公安部发出了“文革”以来的第一张A级通缉令，而且是建国以来的第一张悬赏通缉令，此次事件间接催生了中国武警部队的组建。9月13日，“二王”在江西省广昌被发现，被追进了旰阳林场的深山密林，成千上万的军警民对二犯进行了包围。9月18日，二犯被围在尖峰公社南坑山，二犯开枪拒捕，被当场击毙，提心吊胆的人们才放下了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东北“二王”事件。
1983年5月5日，从沈阳东塔机场起飞的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被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高东萍6人持枪劫持，飞机被迫在渤海湾、大连和丹东的上空盘旋后，后又飞经北朝鲜，最后飞入了南朝鲜的领空，被南朝鲜的4架鬼怪式战斗机拦截，迫降在南韩春川军用机场。当时南朝鲜还没有与中国建交，南朝鲜拒绝了中国的引渡请求，按照他们的法律判处卓长仁，姜洪军入狱6年，安卫建，王彦大4年，吴云飞和高东萍2年。当时台湾当局闻讯欣喜若狂，积极活动，力保卓长仁等6犯。在台湾当局的活动下，六个劫机犯，在1984年8月13日，卓长仁等6个劫机犯被南朝鲜提前释放并以此为政治筹码将其送到台湾，台湾册封其为“六义士”。几年后，卓长仁、姜洪军等又在台湾犯下绑架杀人罪，最终被判了死刑。这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1983年夏天，邓小平乘车从北京到夏都北戴河避暑办公。那时还没有京沈高速，唐山是必经之路。车队走到唐山市古冶区，开路的警车被几十名手挥菜刀的歹徒围攻，警察当场被砍死两人，警车被砸毁。邓小平的大红旗轿车虽有警卫的身体保护，但也被阻围达半小时之久。直到火速调来唐山市公安局长和大批军警，歹徒们才散去，拦截邓小平车队的这伙歹徒，就是唐山市赫赫有名“菜刀队”。当然，最后的结局是涉案有菜刀没菜刀的菜刀队员上百人在严打时被迅速判处死刑枪决。
“东北二王案件”、卓长仁劫机事件、邓小平车队被歹徒围攻等这一系列重大案件，一次又一次震惊了国人和中央，也激怒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下来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特大杀人案件再一次给国人和中央领导的心里蒙上了厚厚的阴霾。
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青年无事生非，酒后滋事，残忍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在当地引起巨大的混乱，震惊全国，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以至于人们对到呼盟和喜旗办事都心有余悸，在火车站不敢出站台。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广大人民群众集体上书，要求把所有罪犯全部处以死刑，但经审判后只有两人被判处死刑，其他罪犯都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而只能判处有期徒刑或者劳教。
根据公安部的统计，进入20世纪80年代，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万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 6.4万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
1983年4月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回忆说，在其刚刚上任的前后几个月内先是出现杀死十名、杀伤十一名解放军、公安干警和普通群众的“二王”事件，内蒙古呼盟喜旗特大杀人案件，以及各地陆续发生的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包括劫机事件在内的多重压力让刘复之将当时的社会秩序表达为“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牵挂儿女，群众失去安全感，党内党外反应强烈”。
其实，早在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接见在无锡休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江苏省、市负责人时，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当邓小平征求江渭清的意见时，江渭清说：“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城市户口发配边疆”。邓小平听了江渭清的汇报，没有立即答复，而是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7月19日上午，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受约前往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陪同邓小平会见刘复之的还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听完刘复之的汇报后，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邓小平批评了公安部呈上的报告：“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邓小平要求政法机关要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要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他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行！”。
邓小平强调：“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被收录到了《邓小平文选》一书里，大家可以查对。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
三个决定出台后，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指挥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严打风暴。
“严打”自1983年8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在此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102.7万人，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判死刑的2.4万人。为应对这个时期关押场所紧张，一方面进行突击性建设，另一方面，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并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这场严打真正称得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期间，由民间提供的检举线索就达150万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的犯罪分子有47000多人。
在这次严打风暴中，笔者所在的某油田某单位，有两个青工，因强奸一个卖棉花的河南妇女，被判死刑而枪毙。笔者参加了那次公审大会，亲眼目睹了罪犯被宣判的过程。枪毙犯人的刑场，就在梁斌《红旗谱》一书所写的千里堤下，那一次行刑就枪毙了几十个死刑犯。
在当年严打风暴中受到处决的罪犯，有一个特殊的人值得特殊记述。
这个人就是红军之父朱德元帅的孙子朱国华，时任天津市人民银行干部。
作为朱总司令的亲孙子，朱国华家庭背景显赫，官职不小，权力较大，加上人长得帅气，自然很讨女孩子们的喜欢。据说他是被别人揭发出来的，罪行是先后搞过十几个女人，也有贪污受贿行为。如果放到现在，这根本算不得什么重罪，就是判刑，也不过几年有期徒刑，因为现在媒体揭露出来的大大小小犯罪官员，哪一个没有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二奶、情人呢？贪污受贿的款项，哪个不是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甚至几亿呢？有几个因此而被枪毙呢？但是，三十年前，就是这样一个罪，朱国华也被判处了死刑。据说，当时是否判他死刑的请示报告递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没有批，指示把请示文件拿给朱德委员长的夫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康克清大姐，一切请她决定，最后康克清批复，同意死刑。
实际上，朱国华被抓被判，康克清大姐唯一接到的是有关部门转来的一份电话记录，向她通报情况。她的态度很明确：“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康克清大姐从未介入此事，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凡事依靠组织，这是她一贯的思想。
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品格和风范！再看看现在，官官相护，共同串联，谋取私利，不择手段。这些无德无能的家伙，比起朱国华来，都够枪毙十次、百次、千次！
“严打”的直接效果：严打开始不到半年，全国治安形势就见好转。据统计，1983年8月至12月，全国除个别省市外，发案率下降10%的有七个省份、下降20%的为八个省份、下降40%的为两个省份、下降50%的为两个省份……同时，就所发案件的内部结构看，重大刑事案件也呈现明显地同步下降趋势，其中强奸案下降4.7%、伤害案下降5%、杀人案下降24.6%、投毒案下降43%、抢劫案下降72.6%、盗窃案下降45.7%，社会治安形势显著好转。
时光似水，岁月如梭。转眼之间，三十年的光阴过去了，但回眸当年的严打风暴，不仅让我们的记忆回放，也使我们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那场风暴的人深思。“乱世用重典”、“非常社会需要非常之治”。虽然我国现在是繁华之世、正常社会，但这些古语和格言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启迪之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日益繁华的中国也乱象丛生。例如，1983年严打时有些刑满释放的人和漏网分子，摇身一变，利用一些官员的利欲私心，倒买倒卖，或者巧取豪夺，成了大款富翁。他们拉帮结伙，成立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帮派组织，招摇过市，欺男霸女，鱼肉百姓。为什么这些有过犯罪前科的人现在不臭反香呢？根本原因就是有利欲熏心的官员充当着他们的保护伞！还有，近些年全国发生的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以及严重伤害师生安全的暴力事件，比起二十多年前不知要高多少倍！长治久安需要法制的建设与健全，但国民特别是官员法制观念的淡薄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症结所在。这些真的需要我们国民特别是决策者们深思！
1983年的严打风暴，虽然也导致了一些扩大化，也因此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和作用，但确实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为严打给老百姓带来了安全感和幸福感。前几年重庆市打黑，不管李庄们如何泼脏抹黑，人民群众对此欢迎和称赞是明摆着的不争事实，我们不能因人而否。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决策最高层能从1983年严打风暴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或者学习一下新加坡的法治经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严厉打击不法之徒。
凝思于1983年严打风暴，近视30年后的今天社会，睹人、看事、见物而深思，或许这些点滴记忆，不仅仅是去了解那个年代曾经发生的事件，更多的应该是反思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