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10月的一天，笔者从报纸上获悉一条令人惊叹的消息：中国新时期朦胧诗派领军人物，旅居新西兰的著名诗人顾城，用斧子砍死其妻谢烨之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
顾城是笔者曾经比较喜欢的一名中国新时期诗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笔者读过顾城的不少诗作，还购买了几本他的和收有他诗的诗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我再上大学深造的时候，教授我们现代文学课的老师、河北师大中文系教授丛药汀先生曾单独给我们开设了“诗论及新时期诗人与诗作”课程，丛先生专门选编了一本小册子，主要选录了北岛、顾城、舒婷、江河、王小妮、杨炼、梁小斌等人的诗作。这些开一代先风的青年诗人们，以叛逆的精神，揭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以人文的情怀，歌颂和追求光明与真美善，反思社会悲剧和探索人道主义取向。因为他们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他们的诗被称为朦胧诗，他们当然也就被称为朦胧诗人了。新时期，新思潮，新诗人们，携着新诗风，带着新意象，开拓了现代新诗的新天地，新空间，自然受到文学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药汀先生虽然年过半百，是一位并不出名的老诗人（丛是著名乡土作家刘绍棠的入党介绍人，曾邀请刘给我们讲过半天的课），但他当时绝对是一名老“愤青”，他紧跟时代新潮，因此对这些新的朦胧诗人们推崇备至，以致在一个学期的现代文学课中，主要讲授这些朦胧诗和它们的作者。
笔者时为青年，虽然也喜欢这些新颖别致的朦胧诗，但思想跟不上新潮流，加上学疏才浅，思维狭窄，所以写不出一首朦胧诗。
话题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归本文的主题吧。
因为年轻时曾喜欢过顾城他们，所以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消息，搜集了他们的不少资料。顾城杀妻和自杀后，曾想写文谈谈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动笔。去年，又翻阅朦胧诗选，看到顾城的名字，重新拾起了写文的念头，并动手开了头，时断时续，直到今天，才结束了本文的写作。
顾城1956年9月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父亲顾工，是一位比较有名的诗人。笔者读过顾工先生的诗作，不多，也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顾城有一个诗人的父亲，自然深受其影响，据说顾城几岁的时候就会写诗。1969年，随父下放山东省一个农场，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期间，写出了被认为是“朦胧诗”代表作之一的“生命幻想曲”。顾城1973年开始学画，1974年回到北京。做过搬运工、锯木工、借调编辑等。他的真正诗歌创作始于文革中后期。1974年起，先后在《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作品。1977年起，进入纯粹诗歌写作，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论，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
1979年，顾城在火车上偶然相识了爱好诗歌文学并崇拜他的青年女子谢烨，并对其穷追不舍，期间俩人有四次“断交”，但始终藕断丝连。1980年初，顾城的所在单位解体，他失去了工作，从此过着漂游的生活，但他从未搁下写诗的笔。之后，他的诗集以及他与别人的合集先后出版。1983年，顾城与诗情洋溢、美丽善良、宽容豁达的谢烨结婚，两人度过了一段童话般的生活。顾城结婚后，诗名鹊起，崇拜他的人很多。在一次诗会上，顾城认识了一个叫李英的女孩，她就是顾城遗作小说《英儿》里的原型和主人公。这个李英也是顾城的崇拜者，在国内和国外，心甘情愿献身于顾城。在后来顾城夫妇居住新西兰漂流岛时，曾与顾谢同居一室一床，为后来的悲剧打下了伏笔。李英也曾爱上了当时著名的诗人刘湛秋并与之同居，后来到德国留学，嫁给了一个老外。据说现在这个李英早已回国，她如今的笔名叫麦琪，经常发点并不出名的诗文。
1985年，顾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他应邀出访欧美并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年，顾城携妻谢烨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顾城不会英语，在新西兰的大学教课显然不适合，之后他辞职与妻子隐居激流岛，养鸡养鸭种地，过着清贫的生活。在新西兰，谢烨生下了她和顾城的儿子木耳。
顾城是一个极端的人，他认为自己就是为诗歌而生的。但他除了会写诗，也能写点其他类似文学的文字，其余的几乎什么都不会做，生活能力更是很差。 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童话。在国内，顾城是著名诗人，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写了诗，出了书，有稿费。如果经济危机，还能得到亲朋好友的资助。但到了国外后，顾城的诗歌失去了市场，他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基本上靠新西兰政府救济和谢烨一个人打工维持很低的生活。有时候，为生存而烦恼的谢烨不得不向顾城抱怨几句，希望他能现实一点，找一个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每当这种时候，谢烨都会遭到诗人顾城的斥责。
顾城有了孩子后，并不像其他刚做了爸爸的人那样高兴，反而怨声载道。他认为自己的亲生孩子影响了妻子对他的关爱，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幼稚、可怜的谢烨不得不把孩子送给了新西兰土著毛利人寄养，这使谢烨非常难过。但是，为了心爱的丈夫，谢烨还是按照顾城的要求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别人。谢烨之所以把儿子交给别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顾城对儿子的厌恶甚至发展到生理反应的级别，他会突然向儿子施暴，将儿子从沙发上踢下来，然后自己倒地，肌肉痉挛。谢烨无法判定顾城是否故意装病，但是，为了她所爱的两个男人都好，这个可怜的女人不得不把这两个男人分开，同时也将她自己与儿子分开。在顾城那里，谢烨只能是一个妻子，而不能是一个母亲。顾城社会生活能力极差，尤其是到了国外，离开了妻子几乎无法生存于社会。妻子谢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他的全职保姆兼全职助理。
1992年，顾城获得了德国的DAAD创作奖金，在德国写作和工作了一段时间。1993年3月，顾城曾回国探亲，不久返回新西兰。
同年10月8日，顾城、谢烨在新西兰所居岛住处，为生活琐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暴怒的顾城，竟然拿起斧子，对妻子谢烨猛砍。谢烨被斧砍后，当时并未身亡，只因顾城不曾施救，且其驻地没有医院，可怜的谢烨在被砍后数小时不治而不幸早逝。顾城砍杀了妻子后，从家里找了一根绳子，在一棵大树上上吊而死。一个闻名于世的朦胧诗人，就这样成了一个杀妻的屠夫，给世人留下了不雅的骂名，也给亲人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顾城死后，关于他杀妻并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种解读。香港拍过一部电影，叫做《顾城别恋》，由冯德伦饰演顾城。反响一般，知道的人不多。按照顾城在自己的遗著《英儿》一书的内容，人们猜测顾城最后的疯狂是因为一个追逐利益的女人伤害了他，导致他的崩溃。但是，“英儿”麦琪在其后的文章里明确表示反对顾城在遗著中给她贴上的标签。事实的真相，恐怕只有天知，地知，死者知，英儿知了。
不过，理性的人都认为，顾城悲剧的深层原因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个人来说，顾城的人生态度像他的诗歌一样极具特征，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极端自私的自我中心，极端愚昧的大男子主义，极端空想的自由主义，极端幼稚的幻想世界。顾城就是这样一个各种极端事物共生的矛盾体，有时候像个天真的孩子，有时候像个疯狂的暴君。
顾城杀妻自杀事件过去整整20年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顾城的悲剧，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诗人也好，作家也好，其他职业的人也好，都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写首诗，发个文，出本书；或者经商发财了，当官有权了，就飘飘然，就自以为是，甚至目空一切，唯我独尊。这实在是利令智昏、夜郎自大、忘乎所以、愚蠢至极的行为。写诗，发文，出书，经商，当官，发财，那是一个人的爱好，一种禀赋，一种机会。但也可反思一下，你写的诗，发的文，出的书，发的财，当的官，是不是名副其实呢？是不是有益于他人和社会呢？
茅盾、冰心、巴金、孙犁、巍巍、贺敬之这些大作家没有见过，但亲眼见过并聆听过刘绍棠、孟伟哉、铁凝等一些著名作家的讲座，这些享誉全国甚至世界的文学大家，都非常谦虚、随和、亲善。相反，一些文创稍有点成绩，甚至写了发了一点敝帚自珍诗文的人，却常常自恃清高，狂妄自大，鄙睨他人，实乃可笑又可恶（音WU）。这真应了那句俗话：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此类人遇到过不少，今后可能还会遇见到。
顾城死了，还把一个年轻美丽善良的女人也带走了。他的死，套用太史公的一句话，就是“轻如鸿毛”。对我们这些为诗为文的人来说，顾城的死没什么值得惋惜的。他的死似乎也是一个预告，预告了以顾城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歌的那一个发展方向已经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