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着他的遗憾离我们而去了。在他临去世的前半年，他不断的叫闹，要求到我和老二、老三家去，半夜里甚至给让老四给我打电话说，我到你们哥几个家中呆一会儿，哪怕是坐上一小时、十几分钟也行。老四和我始终以为他这样的要求是脑萎缩病造成的病态行为，（二00七年夏天他曾经两次出走，不知道回家，老四求村里的朋友去各村屯找了两次才把他找到。）所以就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现在看来，父亲在冥冥之中，已经预感到他的大限之日不多了。想多看自己的儿女几眼，以了添犊之情，这是每一个即将辞世老人的本能愿望。可是我们并没有了却老人的这一心愿，总认为他身患高血压病、腿脚不好使，出门怕有危险。早知如此，何不陪他出门走一遭呢。
后悔、痛悔、追悔，我们哥几个特别是我和老四，后悔得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父亲与母亲
父亲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十八岁以前在扶余县大洼乡半农半读，十八岁以后大赉银行招人，考入银行，先后担任业务员、农贷员、农贷股股长等职务。一九五八年他响应党中央高举“三面红旗”的号召，要求到基层农村去工作，被调到新成立的月亮泡公社任秘书。以后又先后任大安县联合公社党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大洼公社党委组织委员、监察委员，在他五十五岁退休时，担任的最后职务是大洼公社供销合作总社社长。按他的年龄，本不到退休的时间，可是他按当时的政策，为了能让老三接上班，所以毅然做出了提前退休的决定。
追思父亲的一生经历，他在我这个大儿子的眼中是一个对工作、对家庭负责，拿得起来放得下、敢做敢为的人；是一个性格直率、脾气急燥遇事爱较真的人。
父亲是一个硬汉子，有什么难处、苦处都自己扛。
自我记事的那一天起，母亲就患精神病。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的病时好时坏，父亲曾经领她到洮南精神病院去看了两次，每次回来，都是好了一段时间，以后又犯病了。随着年龄的增大，母亲这些年生活上基本失去了自理能力。都是父亲和我的老奶奶及儿女们的照料，才活了这么多年。
记得我们家在月亮泡乡尕老婆屯住的时候，有一个时期我妈的病好一些了，她和屯中的几个妇女到屯外水稻田埂上去挖猪菜，回家的路上我妈走在后边，她发现水田里有鱼，就自己又摸起了鱼。结果那几个妇女回家了，而我妈却没有回来。我妈摸了四五斤鱼想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四野都是一样的水田，这对于从来没有出过村子的她来说，一下子就慌了手脚，于是不管东西南北的乱走起来。到了夜间8点多钟，我奶奶见我妈还没有回来，就到屯中找那几个与我母亲一同去的妇女，这才发现我母亲走失了。
我父亲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正在公社开会。他马上与公社广播站联系，向各村播放找人的广播。又求公社的干部和尕老婆屯的社员拿着手电四处寻找。到后半夜2点多钟，父亲终于带着一身水一裤子的泥，把我妈找回来了。
母亲在病好转的时候，也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照顾父亲和家里的人。母亲是一个过日子特别仔细的人。夏天剩下的饭菜都有味了，她也舍不得扔，都划啦划啦自己吃。我记得她有多少次都有吃得坏了肚子，我们怎么劝，她也不听。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每天上山捋猪毛菜，回家用清水煮煮当饭吃。每天都是她自己吃一点粮食都没有的猪毛菜，让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吃苞米面的窝窝头。我们让她跟我们吃一样的，她坚决不肯，她说：“你们上班、上学需要力气。我在家吃点啥都能挺住。”即使在她病情不好的时候，每次吃点好菜，她都要往父亲的碗里夹，而且不管姑爷或儿女们谁在跟前，父亲为此经常阻止并训斥她，但她总是那样。每天晚上父亲不回来，她总是在地上转来转去、叨叨咕咕不肯睡觉，直到父亲回来才能好一些。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长年的精神病人，在她精志不清的时候仍能表现出来的对待父亲的那样一种深深的感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也“靠边站”了。造反派把我父亲安排到大洼公社万宝山屯劳动。为了能照顾我们这个老弱病残的家，他把家搬到万宝山屯。冬天他凌晨三点多钟就起来到生产队劳动。那时的冬天出奇的冷，我们几个孩子躺在被窝里还冻得发抖，听着父亲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渐渐远去的脚步声，我不敢想象，父亲在那冰天雪地里正在经受着怎样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文革”后期，大洼公社的许多干部都“三结合”了，只有父亲还在生产队里劳动，经万宝山屯贫下中农的推荐，认为我父亲劳动改造合格，可以参加公社革委会的“三结合”。可是当时建设大队一个姓华的造反派头头硬说我的父亲表现不好，还应该继续改造。这个人只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文革”前他是一个全大洼都出了名的懒汉，我父亲在包建设大队时，曾经多次教育过他，并派专人对他进行过监督改造，他对此怀恨在心。“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于是在那以后的半年多时间，父亲多次找华云秀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多少次拉着万宝山生产队长陪同姓华的到我们家吃饭，经过多次工作，他这才基本表示了同意的态度。
就在我父亲要回公社参加“三结合”，但公社革委会还没有正式通知的时候，父亲接到了建设大队造反组织要他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任务。用我父亲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当公社干部时，外交能力在全公社出名。凡公社有大事怕办不来时，党委书记都找我父亲去攻关。这次县革委会要在全县举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艺汇演，要求各公社都要选派优秀代表队参加，所以各个公社要求各个大队都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要到公社汇演，接受公社革委会的选拔。
要把文化水平特别低、一天一个劳动力不值八分金钱的农民组织起来谈何容易。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父亲走遍了全大队十几个村屯，挑选有一定文化水平又有点文艺细胞的贫下中农。人员找全了，还要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经再三向公社革委会请示，同意让这些农民按每天出全勤对待。没有排练场地，我们的家成了宣传队演练的地方，每天吹打弹拉不断。就这样，在父亲的组织下，建设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公社组织的汇演中，被公社革委会评为第一名，并代表公社参加了全县的汇演。由于父亲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绩突出，他被结合到公社革委会，主抓全公社的毛泽东思想战宣传队。
由父亲抓的这件工作，没有想到给我们家这哥几个培养了文艺的细胞。特别是老三和老四对这些宣传队员手里摆弄的二胡、唢呐、笛子十分着迷，宣传队有时一放假，他们就把这些东西也摆弄起来。后来经宣传队员们的点拨，他们竟然也演奏得象模象样了。
“文革”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我们家的文艺活动却保持下来了。每逢过春节之时，哥兄弟回家与父母亲团聚的时候，二胡、唢呐响起来了，孩子们唱起来了。在酒酣耳热之后，他们的大嫂和几个兄弟媳妇也唱起来了。受大家情绪的感染，长年患精神病的母亲竟然也哼唱起“东方红，太阳升------”。
这就是我们的家，一个在父亲支撑下艰难度日并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家。
老四与父亲
在我们四个哥兄弟中，要数老弟与父亲的感情最深。我是老大，十八岁参加工作，结婚后与父母相处不到十年就调到外地工作；老二、老三结婚后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更短，由于供销系统的改革，原来的店员都没有了工作，所以很早就离开了家到松原和白城谋生去了。只有老四一直与父母相依为命。
父亲退休后，由于老四还没有成年，家里又没有地种，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先是领着老四到松原石油公司拉脚，给老四成了家；后又经我找朋友联系，让他们给大安北铁路地区家属居宅区拉垃圾。2000年前后，农村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我老弟分得了一垧多地，父亲又帮助老四开始了照顾园田、耕种土地的劳作。近几年，父亲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但不论老四怎么样阻拦，他也照样去干自己认为能干的活儿。
这两年，父亲得了脑萎缩病。虽然他语言表述不太清楚，步履不稳，但是他关心老四，替他担扰，时时挂在心头。春天，老四去种地。不论天气怎么热，他也会慢慢挪蹭到地里去看他；夏天，老四去打鱼，他也会一点一点走挪到河边呆上半天；冬天，老四去玩牌，老四到哪家，他就会跟到哪家。老四常常与他的伙伴们说“我这个爹，我可没有白养活，我走到哪，他都看着我。”
日常生活中，这爷俩谁也离不开谁。老四出门回来，进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媳妇“爸呢？”而父亲在外串门回来，进门的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四呢？”
这次父亲的去世，虽然我们都很悲痛。但最受不了的是老四。在为父亲送葬后，老四当天把他老姐、老姐夫；大姐、大姐夫都请到了家里来，一直让他们陪伴自己到夜里九点多钟才回去。他受不了没有父亲相伴的日子。
平日里父亲那高亢的咳嗽声没了，“四啊、四啊”的呼唤声没了，夜半的敲门声也没了。有的只是西边空屋的一片寂静。“爸爸呀，这样下去我受不了，要是你不走，我愿意永远都听你骂我、喊我的声音。”这是近几天来老四与他老姐、大姐反复叨咕的一句话。
父亲与我
除老四之外，与父母在一起相处时间较长的就是我这个老大了。
先说参加工作，这是父亲一手安排的。（当时我父亲任大洼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文革”初期，我们家当时是十口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料理家务，家里全靠六十多的老奶奶来操持。这十多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每月三十多块钱来维持，生活的艰辛，是同样生活在农村的困难条件下，我们是最为困苦的一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通让铁路建成通车。齐齐哈尔铁路局在农村招亦工亦农合同工。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找到公社党委王书记，把想让我上铁路的想法向他做了汇报。王书记以前在大赉银行是我父亲的老领导，一九六六年调到大洼公社还是我父亲的领导，对我家的情况，他十分了解，他说“老孙呀，你们家的困难情况，在全大洼公社也算是排得上号的，你这件事在党委会上我认为能通得过。”
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文革”中期，公社党委书记王儒林和我父亲都被打倒，都成了“走资派”。当时的建设大队造反派头头是人称“霍大侠”家伙，他打着“破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旗号，跑到大安北工务段和建设养路工区要求把我要回来。我父亲这时候正在万宝山屯劳动改造，趁晚间造反派放松监管的时候，他赶到建设工区向王工长讲明了我和大洼公社这一批合同工是公社党委经过党委考察，都是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照顾上铁路的情况，请求王工长不要听信造反派的胡言乱语。王工长说，我们铁路部门招工政策是按照国务院和铁道部下发的文件执行的，国务院和铁道部不发话，谁往回要人也不好使。
由于工务段和建设工区的坚决抵制，“霍大侠”带领的一伙人闹腾了一个多月也就“杀猪不吹蔫退了”。从此，我这个合同工，在铁路部门站稳了脚跟，而且越干越硬实。五年后，转为正式的铁路职工。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们哥们四个和她们姐三个当中，我的工作是父亲安排得最好的。我在铁路入了党，提了干，工资和生活待遇都比他们强了许多。儿子小东受我的影响，考取了铁路技工学校，分配到车务部门工作，现在已升为中间站的站长。我们这个小家充满着欢乐祥和、其乐融融的气氛。
这一切的幸福都是父亲给予的。尽管在这其中，有我自己不懈努力的因素，但是那一段历史的机遇和条件是父亲给我把握的，是他创造出来的。我要告诉我的儿孙们，永远永远不要忘记他爷爷、他太爷的恩情。
再说找对象和结婚，这也是父亲一手操办的。我参加铁路工作一年后，父亲就开始张罗托人给我找对象了。主要原因是我奶奶年纪大了，眼睛和腿脚也不好使，家里面急需人手来照顾我妈和我奶奶。这个时期是“文革”初期，我父亲和公社的干部还在正常工作，每逢大洼公社驻管内十个大队的包点干部下去工作，他就分别求这些包点干部，在下去时给了解了解，哪个屯子的姑娘好，帮助给物色物色。我父亲当时给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两条：一是家庭出身体必须是贫农。二是能吃苦耐劳、会过日子。经这些公社干部的参谋，大洼大队大洼屯社员老周家的姑娘被大家一致看好。于是父亲就托公社妇联王主任到老周家说媒。媒人回来把老周家同意相看的消息告诉我父亲后，父亲才把让我去相对象的事告诉我。
说心里话，我当时的想法是不想处对象。因为入路才一年多，能否在铁路部门长期干下去还是个问号，想等到工作了有一定再找也不晚。但父亲说，咱俩都在上班，就咱家这种情况，你再不找个人手操持这个家能行吗？于是我就跟着媒人到了老周家。进屋后，她正在里屋扫地，外屋地墙边放着编了一半的苇席。身上穿着一件不知洗了多少遍已褪色带点红花的棉袄，在肩头还补了一块同样颜色的大补丁。她们家虽然没有什么摆设，但收拾得挺利索。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姑娘。本色就是这个样，自己无意去打扮，也根本没有条件打扮。但她瓜子面的脸型，大大的眼睛，稍高的个头儿，好听的语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这样，我同意了这门婚事，开始了同她及她们家有了来往的过程。
结婚是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月一日上午八时举行。地点在大洼公社的小食堂。按当时“文革”形势的要求，办婚事必须实施“革命化婚礼”。不能用车辆接送、不能吹喇叭坐轿、更不能请客和大办宴席。父亲为了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没有通知我们家的老亲少友来参加婚礼，只是让我和她用两台自行车把她们家做的两套行李、邻居家送的两个脸盆和一个暖瓶送到我们家，然后到公社小食堂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
婚礼虽然简单，但也挺热闹。主持人是公社的孙付社长。公社的毛泽东思想战宣传队队员为我们进行伴奏。我印象最深的是开始曲《东方红》，结束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中间必不可少的一项程序是互赠红宝书，然后是我代表我们这个新组成的小家庭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决心，中心意思是要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新的贡献。
追思父亲一生的经历，他在我做为一个大儿子的眼中是一个敢做敢为、有担当的男人，是一个最伟大的人，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人。在此父亲已去逝四周年之际，我写一篇小文，把我的心语寄出。上一柱香，寄托我的哀思。啊，父亲！愿你在天堂开心快乐。即使你在天涯海角，儿子的心永远心系于你，牵挂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