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那人、那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积累，往昔的一切以为忘掉了。在不经意间与人闲谈或者听到一首老歌，记忆的闸门就被打开了。于是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像一幕幕电影在眼前闪动。
广播喇叭和收音机
一九六九年农村多数家庭由生产队出面，给安装了广播喇叭。从此以后，每天早上六点三十分开始，广大社员同志们收听的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开始歌是《东方红》，结束曲是《国际歌》。
记得每天当东方红乐曲响起来的时候，我家的大门口就响起了“孙凤霞呀、孙凤霞呀”的叫喊声。这是我老妹妹的同学朱晓红来找我妹妹上学。因为我们家养着一条大黄狗，她不敢进院。这时，我父亲就会赶紧出门，大声吆喝着狗，把朱晓红让到家中来。
那时，我们附近这几个村都没有小学，要上学得到八里外的大洼公社所在地大洼村去。这一路走过去，远远地听到公社高音喇叭广播新闻联播的声音。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老妹妹已四十多岁了，成为一个小学的资深老师。朱晓红也早已结婚生子了吧。据我妹妹说，她们小学毕业后，朱家因为生活困难，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也不知道现在生活怎么样了。
收音机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在农村的绝大多数家庭谁也买不起。一九七0年父亲从公社弄回来一个没人要的破收音机,只能模模糊糊听一个台,我们哥几个如获至宝.我为了提高收听效果,做了一条天线,搭在了我家的电灯线上.结果没有想到联了电,一打开关,一下把我从炕上打到了地上。
进入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收音机才开始陆续进入普通百姓家庭。我们家开始买的第一台收音机是红灯牌的。我记得从我父亲买回家的第一天起，一连十几天我们哥几个每天晚上一直听到十二点，直到播音员说再见，我们才关掉收音机。
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根弦在人们的头脑中绷得很紧。父亲告诉我们不许碰短波按钮，不能收听敌台。小孩子的好奇心驱使我，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听了几段外国对华的广播。出门上学的时候，心虚得很，总觉得别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瞅自己，自己真像个坏人，做出了对不起人的事情。
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
自从一九六六年中央文革“五一六”通知下达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从城市到农村就开展起来了。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是地、富、反、坏、右份子。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家乡，印象最深，被斗的最狠的，不是这些人，而是一个不起眼的农村医生。
胡大架子不是他的本名，是文革前农村老百姓送给他的外号。他的真名叫什么，我已记不清了。这是一个有一米八十左右身高、体态稍胖、方脸、大眼晴的大块头儿。他的职务是大洼公社卫生院的大夫。
他的家住在大赉城里，本人在公社卫生院独身。那时候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十分不好，老百姓有个大小病都得往公社卫生院跑。卫生院只有他一个大夫，还有一个是院长，一个是护士。所以，他就成了老百姓眼睛中的“宝贝”。
有一年冬天，三合屯的一个社员在大冰上干活摔伤了腿，上午找他去看病，他一直到下午二点多钟，在一名患者家吃完了饭喝完了酒，才慢慢腾腾来到这个社员家中。把这个社员的老婆急的，见到他时立即给他跪了下来，连呼“我的大老爷，你可来啦！”
夜间谁要是有个什么病症，一般人是很难请得动他的。
有一天夜间，大洼生产队一队的王大胡子的女儿突然肚子疼，疼得在炕上直打滚。王大胡子敲了半天门也没有给开门，后来，他把院长找来，才把他请了去。经检查，这闺女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必须赶快送到县医院做手术。大马车一路颠簸跑到县医院，经医生检查确疹阑尾已经穿孔。大夫说：“来得太晚了，能不能保住这孩子没有把握，我们正在尽力抢救。”听了医生的这番话，王大胡子发狠的说：“今天我这个孩子的命要是保不住，明天我就去和胡大架子拚命！”
从此，胡大架子的外号在大洼乡的十里八村算是传开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洼公社的造反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钻出了地平线。这些造反组织绝大多数都是冲着公社和大队的领导权来的，一句话就是：夺权。但在我家所在的大洼大队诞生的这个造反组织却不是这个目标。
这个造反组织的名称叫“横扫牛鬼蛇神战斗队”。这个队的头目不是别人，正是大洼一队的王大胡子。这个造反组织的名称是他请城里的红卫兵给起的。他把周围对胡大架子医疗作风不满的群众组织起来，把公社卫生院团团围住，把胡大架子从办公室揪到了公社大院，给他挂上了“大夫的败类—胡大架子”白地黑字的大牌子。从此，一场斗争胡大架子的序幕拉开了。
在把胡大架子拉出揪斗的当天上午，王大胡子命令手下的人把大洼屯的村民都喊了来，然后在公社大院的中心摆上了一只仅有十公分宽、一米长、一尺半高的小凳子。他让两个打手把胡大架子的上衣脱光，反绑着他的双手，让他双膝跪在这个窄条板凳上。
胡大架子这个时候并不害怕，他高喊：“贫下中农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你们斗错了！我不是走资派，我没有权，我只是一个给人看病的医生。”
这时，王大胡子手提一条有拇手指粗的马鞭，照着胡大架子的后背就是一鞭子，边打边骂：“我斗的就是你这个吃人饭不干人事的王八蛋！”这一鞭子就把胡大架子从凳子上抽了下来。由于双手是被绑着，他造了一个嘴啃泥，嘴唇被嗑得鲜血直流。王大胡子又叫人把他重新架到板凳上，抽一鞭子就问他一句：“你说，为什么贫下中农找你看病就那么难？”胡大架子说“我对贫下中农的感情有距离，我有罪，我该死。”王大胡子又抽了一鞭子问“你还架子大不大了？”胡大架子连连说“不大了。不大了。”
抽到后来，把胡大架子抽出了条件反射，王大胡子的皮鞭还没有举起来，他就先浑身筛糠似的边发抖边哎哟哎哟嚎叫起来。这一下更把王大胡子惹火了，索兴让他手下的六七个打手一齐动手，把胡大架子全身打得皮开肉绽。
从此以后，这个战斗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批斗胡大架子。每天早上，王大胡子带领他的弟兄们，牵着头戴高帽、胸前挂个大牌子的胡大架子在各个村屯游斗。时间一长，王大胡子有点厌烦了。感到这家伙每天还得管他吃、管他睡，太麻烦。于是他跑到大洼公社向阳兵团造反司令杨红卫处汇报，把胡大架子按“地、富、反、右、坏”黑五类中的坏份子待遇，把他关到了向阳兵团的监狱中。
后来，胡大架子被造反派安排到大洼屯第一生产队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大安县卫生局落实政策，他才又回到公社卫生院继续做大夫工作。
重新工作后的胡大架子从精神面貌到工作作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待人接物变得谦虚热情了。过去老百性在街道上遇见他，主动与他打招呼，他也只是用鼻子哼一声。现在他凡是见到认识的人都主动打招呼。
给人看病变得勤勉起来。过去老百姓找他看病，迟迟不到，现在只要他在医院，打发一个孩子去叫，他也能及时赶到。
一次，建设屯的一个农民脚被钉子扎破，感染化脓。为了把患部的脓血挤出来，他除了用小火罐把脚掌表面的脓血拔出来之外，对钉子扎出的深度部位，他干脆用嘴把浓血吸了出来。
还有一次，大榆树屯一个老人心脏病突发，等林大架子赶到时，老人刚停止呼吸。他立即对老人嘴对嘴进行人工呼吸抢救，终于把老人救活了。
胡大架子的架子真没了。这是文革结束后，大洼公社十里八村老百姓对他的一致评价。
2005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到大安办事，途经大莱镇卫生院时，看到门前有一条广告：专治结肠炎。我推门进屋，没有想到碰到了胡大夫在这里行医。看着这位七十多岁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老人，正耐心地给患者讲病情，开药方，谁会想到30多年前的他曾经历了怎样的从心灵到肉体的磨难。
有人说，胡大架子改好了，是因为文革触及了他的皮肉，进而又触及了他的灵魂，我认为也不尽然。文革后期，一些人在重新掌握权利之后，堕落成腐败份子见诸于报端被爆光的还少吗？所以，关健在人，在于人对自己的自省程度。
古人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蛀。人的一生。恰如流水，不流动就会腐臭。在经历了各种打击和挫折后，不沉沦、不与社会上的浊流合污，能使自己更加清澈，更加坚定的勇往直前，这才是做人的高明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