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跨入了中学的大门，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年月，去北京朝圣，就成为了时髦。当时我们每班推选五个人去见毛主席，规定是三男二女，我的票数在全班排第五。五姐和我同一个班，她的票数排第六，按得票多少该我当选，可按规定是五姐当选，虽然她的票数没我多，但她在女生中排第二，最后老师（那是老师还未被冠以‘臭老九’）决定五姐去北京。五姐的北京之行，给全家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忧愁。欢乐的是我们家有一位代表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忧愁的是五姐带回一头的虱子。俗话说：“虱婆虱婆，三天做外婆”，主要是说虱子繁殖、传播的速度很快。我们和邻居都怕被传染。妈妈把五姐换下的衣服，丢在锅里煮。又用煤油给五姐洗了头，还用篦子蓖了个仔仔细细。临了，还带五姐去理发店剪了个男人头才算了事，幸亏已是初冬，五姐戴了顶风雪帽，总算度过了这艰难时光。后来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五姐去了瑞金日东共大，我留在虔州，被全班同学一致推选为排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实行部队编制，组叫班、班叫排、年级叫连）。
由于我们家就我一个男孩，我小时候胆子特别小。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我经常买一张票，到城里灯光球场去看球赛。虔南纸厂、冶金研究所、虔南供电局、气压机厂，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几支篮坛劲旅。看完球后，我手握电筒（爸爸因为工作需要，常买了手电，有时也会留一把到家中，这便成了我家唯一的家用电器，也成了我儿时炫耀的资本），独自一人踏上了晚归的路程。
过了浮桥，大地便陷入了黑暗之中。一路上，我只觉得汗毛直竖，冷汗直流。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扑通扑通直跳。我一边故意弄出声音大踏步地走，一边大声地唱着歌，自己给自己壮胆。好不容易到了家，才如释重负地长长舒了一口气。
我们学校在市郊，边上有一个军分区的射击场。文革期间的第一次枪毙人，就在这射击场（据说是冤假错案，早已平反），那场景，我是亲眼目睹的。天快黑了，我同学的姐姐和我一起在校文宣队，便顺道来叫我去学校排节目，路上也好有个伴。我让她先走，自己一个人去，目的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天完全黑了，我一个人走在空旷的夜色中，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声，接下去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快到靶场了，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不时地四处张望，心里直发毛。那时候的公路都是沙子路，走起路来沙沙直响。白天还不觉得，到了晚上特别瘆人，让人老觉得后面有脚步声，叫人毛骨悚然。我一路小跑地逃到学校，队友们都关心地问我害不害怕。我故作镇定地反问他们：“怕什么？”同学们都夸我胆子大，我得意地笑了笑，说：“这算什么？”其实，我心里怕得不得了。经过几次锻炼，我不怎么害怕走晚路了，胆子的确大了不少。也许是我长得可爱，宣传队里的大哥哥大姐姐，每次演出都叫我去报幕，练就了我的胆子和普通话，也为我后来的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郭*兰与我是中学同学，开始去了瑞金日东共大，后又转回我们班，任副排长。她出生于老革命家庭，父亲、大伯、堂兄三人一同参加红军，大伯和堂兄牺牲在长征路上，没能看到胜利这一天。她妈妈也是老新四军，曾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爱屋及乌，郭也就受到我们的尊敬。那时男女同学不太讲话，要是男同学先在教室里，女同学不进去；要是女同学先进教室，男同学也不进去。我和郭分别是正、副排长，每次都是第一个带头进去，我们便被卷进了闲话的漩涡。
有一次，我们被分到一个组去教学楼后的菜地里浇菜，一到菜地里，我把脚上那双红色半透明的塑料拖鞋脱下放好，就去水塘里挑水。等我挑水回来，不知哪个把我的拖鞋给藏起来了。问谁谁都不说。看我着急的样子，郭*兰假装看书，暗地里朝藏着拖鞋的地方努了努嘴，我心有灵犀一点通，顺着她暗示的方向，很快找到了鞋子。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同学，以为抓到了把柄，瞎起哄了一阵，其中一个叫郭*阳的同学叫得特别起劲。郭*兰瞥了他一眼，就一声不响地和几个女同学走了。在同学们善意的哄笑声中，我浇完了菜也走了。谁知郭*兰却杀了个回马枪，在寝室楼下把郭*阳骂了个狗血淋头，还往郭*阳住的男生寝室扔了几块石头，吓得郭*阳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连大气都不敢喘。我是第二天听郭*阳说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平素那么文静的女孩，竟有那么彪悍的一面？我不禁为自己错失良机而跺脚。说来也怪，班上再也没人敢拿我们打趣了。前些日子我无意遇见她，得知她母亲现在还健在，颇感欣慰。
那时我们男同学中流传着一种“游戏”，四个男同学各抓住被抓者的一只手或脚，第五个男同学则按住被抓者的肚子，把被抓者的屁股朝下，轻轻地、有节奏地砸在地上，俗称“打夯”。班上的男同学几乎都打了个遍，就剩下我了。于是一场‘阴谋’围绕着我展开。由于我力气大，跑得快，身手又灵活，警惕性又高，一看形势不对就跑开了，几次使他们阴谋破产。
卢*贵同学是我们班公认的老实人。一天他走到我面前，亲热地挂住我的肩膀。我毫无警惕，直到我看见我班的几个‘打夯’高手朝我围过来，卢*贵也从背后一把把我抱住，我才知道自己中计了，看来这回是在劫难逃了。我急中生智，往地上一蹲，双手抓住卢*贵的双脚，一下把他提悬了。我一边退到保护菜地的荆棘边，做出要把他扔下的动作，一边叫其他人散开。这些‘打夯’高手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手，投鼠忌器，只好着罢。卢也连声讨饶，我松开手，将卢放到平地上。这时上课铃响了，大家又笑着、闹着把我推在前面，一窝蜂地涌进了教室。以后我处处提防着，过了一段时间，‘打夯’活动就过期了，我才侥幸逃过这一关。
读初三的时候，学校第一次召开运动会，项目大多和军事有关。什么三项全能，变成了投手榴弹、翻越战壕和爬‘铁丝网’（绳子结成的）。我报了三个项目：100米短跑、跳远和三项全能。结果100米短跑，得了个全校第二名。在过‘铁丝网’时，由于地面沙子太多，把我的左胳膊、左脚踝都磨掉了皮，鲜血直流，汗水流过伤口，钻心的痛，我没吭一声；后来同学用碘酒给我清洗伤口，我连眉头也没皱一下。可一说起我那双新的天蓝色尼龙袜磨了个大洞，我就心疼得不得了，那可是三姐出嫁时，因为我背了姐姐，姐姐送给我的，我都把它当成宝贝，如今却磨烂了，我不禁暗自落泪。哎，都是爱臭美的思想惹的祸，要是当时我脱下来该有多好哇，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九大”期间，我领着几十个城镇户口的同学，到赣县桃园大队去支农，老师集中在学校办学习班。我们几十个同学集中住在一栋四扇三间的房子楼上，为安全起见，我安排男同学住在楼上大厅里，女同学住在厅里面的长房里。天气不太冷，我们一律睡地铺。我是排长，就靠门睡。“九大”闭幕那天深夜，大队领导告诉了我消息，我连夜带领几十个人，黑灯瞎火地走了几十里路赶回学校，稍事休息，又和大伙一道敲锣打鼓去市里报喜。也多亏了那个时代锻炼了我的组织才干，后面长大了才能得心应手。
焦*铿，绰号叫“跛脑”，打从小学起就和我同学，上中学时，开始在五班，后来走共大幷班才到我们班来。在桃园的时候，他右额头上长了个大疖子，晚上痛得无法入睡。我叫他回去他又不肯。一位姓胡的同学恶作剧，他一本正经的说什么把尿桶里的尿膏刮下来，和门前溪河里的白石泥搅拌匀，敷在疖子上就会好。我明知是恶作剧，劝“跛脑”别听他胡诌。可‘跛脑’不听我的，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跛脑”竟将信将疑的照做了。不知是尿膏和白石泥的化学性质起了作用，还是心理起了作用，歪打正着，没过两天，“跛脑”的疖子竟奇迹般的好了。从此，他对姓胡的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姓胡的同学也趾高气扬，俨然一副“神医”的派头，一天到晚自吹自擂。
由于中学阶段经过了两次并班，有些人名我便混淆了。不过小学同班的同学，我还记得几十位，他们是：胡敦胜、胡敦林、郭年辉、郭新生、刘贵华、曾华荣、王加会、黎民中、曾毓辉、曾毓亮、曾纪梅、吴小度、张礽永、张 敏、张书云、庄端金、方汝钢、黄家斌、何民华、焦礼铿、王安祥、汪诗庆、赖小毛、朱祥林、黄厚兴、谢星辅，还有我自己，这是男生。
女生有：刘庭荣、罗金玉、郭敬青、廖洪贞、张广珍、康爱玉、林景秀、王四女，还有我五姐，其余的就不记得了。
有的后来成了同事，有的在路上偶然遇见过，有的自小学毕业后就杳无音信。
但愿他（她）们都过得比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