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春（一）
二0一三年十一月三日
白丁
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我们一行十人（一人没去，实为九人），由虔州九中被分配到虔州五中，名义上是共大，实际上是高中，可那个时候没谁敢提，只是心照不宣。我们连第一学期在离虔州城八十里的赣县梅子园，条件十分艰苦。我本想辍学，可在家确实无法忍受母亲无休无止的唠叨，就和另几名也辍学在家的同学商议，大伙儿决定结伴而行。
于是，我们在李天寿老师的带领下，挑着行李，坐了20多里路的车，剩下的路程，只能靠我们的两只脚板来丈量了。开始也许是绮丽的风光吸引了我们，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到了峰山顶上 放眼望去，整个虔州城的美景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大声呼喊，山谷传来阵阵回声。山顶的泉水汩汩地流淌着，用搪瓷杯舀起一杯，杯的外壁都挂着水珠，清凉凉、甜丝丝的，沁人心脾。随着路途的漫长，渐渐的沉默代替了喧闹。俗话说：灯草也会挑成铁，渐渐的两只肩膀也相互谦让起来。箱子越挑越重，步子越来越沉，脚像灌了铅似的。欢呼变成了哀叹，走一段路，我们就忍不住问李老师还有多远。同行的李老师真会逗，说：“快到了，快到了，转个弯就到了。”可他说了不下几十遍，结果还是未到。
路越来越窄，越来越崎岖难走，路边时缓时急的小溪，清澈见底，散发着早春的阵阵寒气，奔流着，喧哗着，一刻也不停息地向远方奔去，不知名的山花开遍了原野，我们一行却无心欣赏这一切，只盼着快一点到。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我们觉得眼睛一亮，眼前出现了一块难得的开阔地和几间并排的农舍，我不由得仔细打量起来：顺着破败的院门拾级而上，左侧是并排一溜三栋四扇三间的我国南方特有的土木结构的房屋，斑驳的墙体，仿佛在向我们诉说它往日的辉煌。前面有一个小院子，围墙倒塌了，显得残破不堪。第一个进入我视线的是个女同学（后来才知道她叫杨柳庄，后来她与我妻同事，最终调入物价局，现已退休），她正端了一盆热水回她们居住的院子里。屋子左边是“食堂”，后面是山，围墙下就是稻田。我们的故事，也就在这山沟沟里展开了。
烈日下的歌舞
农村的“双抢”季节，劳动强度是十分大的，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我们田里的稻谷很快就割完了，老师就带领我们去帮附近的农民收割。我被抽调到连宣传队，就没有和大家一道去支农。那时我们连宣传队的负责人是学生干部，学生自己管自己，队长叫卢*全，外号“卢大”。我们排练的场地，是我们在山坡上开垦出的一块平地，有半个篮球场大。我们还挖了一个沙坑，可以跳高跳远。“卢大”说：“老师和同学们都在顶烈日，斗酷暑，积极参加支农劳动。我们也不能搞特殊，我们要和他们太阳一起晒，汗往一块流。”于是，奇异的一幕出现了：一群少男少女，头戴草帽，在烈日下歌舞。所以，我们每次排练时，尽管天气炎热，汗流浃背，衣服都湿透了，也没一个人叫一声苦，直到休息时，我们才在树荫下歇会儿。我们的节目，大多是由我们自编自导。我创作了对口词，是个两个人表演的节目，跟我合演的同学叫龚*民，他是我小学同年级的校友，我在三班，他是二班的，高中时我们又相逢了。他是新手，我在排练时，不时地帮他纠正一些动作。他虚心好学，勤学苦练，进步很快。节目排好后，到附近的生产队和大队去演出，大受欢迎。现在回想起来，不是我们的演出水平有多高，而是农民们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
记得离我们住地五、六里的地方，有个生产队，得知那晚那里放电影的消息，我们几个人得到老师的批准，不惜步行老远的路，早早来到生产队的禾坪上，等候电影的开映。那晚放映的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我都耳熟能详了，里面的唱腔，我都几乎会唱，可我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特别是片中李玉和那段在狱中智斗鸠山的唱腔，声音高亢入云，穿云裂石，词语荡气回肠，余味无穷，我忒喜爱。剧中每一个人物出场，放映员都用客家方言评介一番，同学们由于“语言不通”，我便充当起临时翻译。轮到鸠山上场了，放映员说：“鸠山这个贼骨头，实在是蛮坏”，接着还进行了一番评论。亏了这些基层文化工作者，是他们的艰苦劳动，我们才牢牢占住了农村文化这块阵地。“贼骨头”这个词也随着我们的归来而渐渐传开。
回到本校后，我和兰*生、陈*松、何*宁、赖*华、陈*英等五个同学一同被选入校文宣队。
夜半“虎”影
在梅子园的日子里，如厕，便是我极不习惯的一件大事。说是厕所，其实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埋一口瓮，瓮口上搭几根杂木条做踏脚，周边用手臂粗的木棍密密地围成一个四方形，上面用树枝和杂草遮上，就算盖了顶，够低碳和原生态了。粪坑里，不小心而掉下去的青蛙爬动着，生怕你蹲下去它跳上来，那可吓煞人了。晴天还好，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连上个厕所还要戴上大斗笠。我一直憋着不去大便，不到实在无法忍了，我绝不去上“厕所”。
一天夜里，一个外号叫“菩萨”的同学被一阵腹胀胀醒了，他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几个平常玩得较好的同学，急急忙忙点上煤油灯和带上手电，就胆战心惊地出发了。俗话讲得好：屎急不怕雨大，肚饥不怕债大。什么关于我们住地常有野兽出没的传说他们早已丢在脑后。刚到厕所门口，走在前面的“菩萨”用煤油灯一照，只见一对泛着绿光的眼睛，正从墙的缺口处望过来。“菩萨”吓得手一松，煤油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打了个粉碎。这一声油灯碎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无疑赛过一声惊雷，本来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兽，早已成惊弓之鸟的同学，被这突如奇来的一声响亮，吓得更是心胆俱裂。菩萨丢了灯转身就跑，其他几位作伴的同学不明就里，也跟着跑。“菩萨”跑了几步才缓过劲来，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虎，虎，有老虎。”他这一声惊叫，吓得同行的同学没命地跑，都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恨不得肋生双翅，一下子飞回寝室。他们这一跑不要紧，害得熟睡的同学都醒了。大家忙不迭地拴好大门和通向二班寝室的腰门，经过这一夜的折腾，一个个都吓得无法再睡。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可是谁也不敢去开大门，直到听见隔壁女生都出来了，我们才敢开门。
排长要“菩萨”指出昨晚发现虎踪的地方，“菩萨”还心有余悸。他把我们大伙带到厕所边，远远地指给我们看。我们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哪有什么虎啊，分明是虚惊一场！原来老表做了一间房子，半边是牛栏，半边挖个深坑，抹上一层沙灰土，搭上几块长木板就做了厕所，人兽的粪便混在一起，免得浪费。由于年久失修，厕所和牛栏中间的隔墙，被牛犄角磨来磨去，时间一长，就穿了个大洞。昨晚，菩萨点着一盏煤油灯来上厕所，大黄牛看见灯光，以为是人们来给它喂夜草，就从破洞里探出头来，结果“菩萨”误以为是老虎，吓得魂不附体，三魂走了七魄。真是：老虎显神通，‘菩萨’怕畜牲。你说怪不怪，读高中时还胆小如鼠的“菩萨”，后来竟当上了市治安大队的教导员，不知他面对凶恶的歹徒表现如何？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窗洞丽人
我酷爱歌唱，嗓音也好，民歌、京剧都拿得起，尤其是须生的唱腔，我有些偏爱，像什么郭建光、李玉和、杨子荣的唱段，几乎我都会，有事没事就喜欢吼几句，唱起来还有板有眼，韵味十足。有时兴趣来了，还学着剧中人物比划几下，还颇有几分神似。
一天，我正在寝室里唱歌，大厅右边楼上的一扇小窗打开了，那是女生的寝室。窗子是圆形的，直径不到两尺，只可供女生换换气，因为窗下侧后就是我们男生的寝室，所以平时住在里面的女生很少开窗。那天窗子不仅开了，而且还探出了一个美丽的身影，只见她四处张望着，好像在寻找什么。男同学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那女同学忙把头收了回去，关上了那扇窗子。我住在前厅右侧的房间里，这原是一间谷仓，等我赶到大厅却没能瞧见这一幕。男同学打趣地说，这是被我的歌声引出的金凤凰。有的同学即兴改词，把“山洞里遇喜儿”，直接唱成“窗洞里遇喜儿”。由于我们这个连队的人员分别来自三所学校，相互间还不太认识，加上我后来半个月，对同学就更不熟了，特别是女生。后来一打听才知到，那天探出半个身子到窗外的是邓*连同学，也就是后来被指导员和部分男同学认定的并获得一致通过的“三号”‘连花’。
一段时间，女生寝室里不断传出少菜的消息。虽然那时候已不再分男女界限，但男女有别，女生寝室，我们男生是不敢造次的。我还是在一天女生住的地方溜进了一条蛇，才英雄救美，光顾了一次，也仅在楼下大厅而已，打完蛇，我们没多待半分钟就走了，甭说女生的闺房，就是连楼梯子也没哪个男生踏过，那可是“军事禁地”，除此以外再无男生胆敢越雷池半步，这就基本上排除了男生作案的可能，剩下的自然就在女生内部。
一次，一个姓谢的女生因病躺在“二楼”（因为我们睡得都是两层的通铺，男女都一样，下面的戏称“一楼”，上面的就叫“二楼”，此“二楼”非彼“二楼”也），她只给个别干部讲了，其他人不知道。集合哨响了，大伙儿鱼贯而出。与谢同房间的一位女生故意磨磨蹭蹭落在后面，她假装照镜子，把镜面朝着楼梯口，待大伙儿都下楼了，她手脚麻利地拧开同学装菜的瓶盖子，从里面挟出一点，送进口里，又迅速而熟练地把瓶盖子盖上，放回原样，然后再若无其事地赶上其他同学，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老谢在二楼隔着帐子简直看呆了。谢同学又惊又怕，怕的是同学们的误会；惊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是她。她移动镜子的目的，是从镜子里可看到楼梯口的动静，万一哪个同学折回来，她也能先“敌”发现，采取措施，掩盖痕迹。谢同学比她还紧张，浑身哆嗦着，连大气也不敢出，直到她走了，才手按胸口从床上坐了起来，结果是捉“贼”的反被做“贼”的吓坏了。谢同学带病走到楼下，她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不由低下了头。哎，那个年代，那样的家境，平时又爱面子不肯求人，只能乘人不备，偷偷地解解馋呗。我们没有过多的责怪她，吃同学的一点小菜，能算偷么？
狡猾的“乡巴佬”
我们一个年级80多号师生平常吃的米、菜，全靠我们自己从25里外的大埠圩上挑回来，我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餐餐吃得都是青菜萝卜，吃得胃都吐清水。哪怕是吃上半块豆腐乳，也要经过校医的审批，这便是我们难得的美味。校医姓黄，快五十岁了，一个女同志，就因为出身不好，和我们一道来到这穷山僻壤接受“锻炼”。她心地很善良，对我们的要求，她一般都不会拒绝。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严重不良。我们那逢农历的一、三、五就是圩。每到逢圩（北方叫赶集）的日子，就是我们的改善伙食之时，因此，能否被轮上去逢圩，就成了同学们的大事。
一天，轮到我们一至三组去赴圩。因为去的人多，在出发前就得分好工。城区学校的都争着去挑米，原因是挑米的，虽然去的时候有一担空箩筐，回时挑累了，就可把扁担架在米筐上歇一歇，挑菜的就不行了。我们待他们争完了，便不声不响地扛着一根扁担，一头拴了两根绳子走了。临出发前，一位农工对我们大家说，走在前面的同学如挑着箩，就在扁担两端各插上一点树枝，防止路上有蜘蛛网缠到脸上。
天刚亮，队伍就出发了。快到圩上时分为两条路：一条在上渡口，过了河就是圩场。虽然近些，可道路较崎岖，徒手还行，要是挑担就更累了。另一条路在下渡口，先坐船过了河，再走一段路就到了，我们返程一般走下渡口。
到了圩场，带队的老师或农友把我们安顿好就去买米买菜，我们也三三两两在圩场转转。圩场很小，我们三下两下就转完了，就聚到圩上唯一的百货店里。我对逛商店不感兴趣，就坐在河边大树下和同学们进行“精神聚餐。”挨到吃中午饭了，我们来到集合的地方，每人分得一钵饭，半块豆腐乳。同学风卷残云，三下五除二就来了个底朝天，勉强吃了个半饱。我们又来到圩上唯一的国营饭馆，每人又要了一钵饭，要了几份菜，两人也有三人或四人共一份的，大家也不客套，就狼吞虎咽地大快朵颐。这饭馆里的菜，名字叫得好听，猪肉炒什么的，那肉味倒是有点，可那肉，你得戴上眼镜找，如果你运气好，也许能找到手指大的这么一两块；如果运气差，就只能闻一闻肉香了。即使这样，萝卜干还得垫底，使你看起菜来，还满满一小碗，认为花了几毛钱还是值得的。那时既没人打假，也没人维权，更没《消法》来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我们拍拍撑得浑圆的肚子，站起身出了店门。嘴里直说好吃，可要是认真叫你讲一讲怎么好吃，谁也讲不清，这不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又是什么？
午饭后，稍事休息，我们就挑着担踏上回程。开始大家还没什么感觉，步子还蛮轻快地，可等过了河，上了岸，再往前走几里路，他们就原形毕露了。一到休息地点，把担子一撂，随便在地上坐下，谁还会去管他在不在箩筐架扁担坐的事？谁还有这份闲钱来补这烂笊箩？越往后，休息的间隔越来越密，时间越来越长。挑米的同学问那我们累不累，我们说不累。他们不禁感到好奇，这时我们才揭开谜底。原来我们开始是挑得一样重，可是一路上阳光不断蒸发菜里的水分，时间越长，水分就蒸发越多，担子就越轻。而挑米的同学，因为米的水分蒸发少，肩上的担子重量减少有限，几乎就感觉不出，加上平时又缺乏劳动锻炼，所以感到很累。一个挑米的同学走过来，掂了掂我们挑的菜担子，心悦诚服地点点头，笑着说：“看不出，你们这帮‘乡巴佬’狡猾狡猾的、大大的，还蛮鬼啊”，接着就是一阵哄堂大笑。休息后，我们大家交换了担子，一路说说笑笑回到了住地。经过锻炼，我们挑着五、六十斤的担子（力气大一点的能挑七、八十斤）爬山过坡如履平地，五十里地，我们吃过早饭从住地出发，中午还能赶回来吃午饭呢，再也不像以前一样“两头黑”了。
令城区男同学羡慕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同去的女生会主动帮我们洗白衣服和被子、帐子。他们哪知道，我和王*莲、王*英、曾*惠、王*英、林*岭是近邻，直线距离还不到200米，是互相看着长大的，感情自然非比一般。洗衣服是男孩子头疼的一件事，他们从小又没做惯，搓起衣服来像打拳一样，衣服没洗净，倒累得一身臭汗。我从来不叫女同学洗衣服，心想：人家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劳动，休息了，还要帮我们洗衣服，难倒她们就不会累？人家也是爹妈生的呀！我很会洗衣服，尤其是白衣服，我的经验是：白衣服不能穿那么久；洗白衣服时，先把衣服浸湿，打上肥皂浸泡一会儿再洗，特别是领子和袖口（或折起来的地方），更要仔细地搓洗；漂洗后拧干；然后打一盆清水，滴入几滴蓝墨水搅匀，再把白衣服放进去浸泡几分钟，平整地拿出去晾晒，干了的白衣服颜色如新，蓝里透着白，白里泛着蓝，漂亮极了。平素和我要好又比较懒的同学，这时就涎皮耷脸地央求我，把他们的衣服冒充是我的，丢给女同学洗，我没法，也瞧他们不会洗衣服，怪可怜的，就违心地帮了他们几回。他们俏皮地说，这叫“曲线救难”，或叫“迂回战术”。
被“卖”
卢*华、万*俊是二班的女生，因病回家，不知什么原因，老师派二排长和我护送她们去桃江坐车，顺道把学校放在大埠圩上的几根钢钎带回来，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当了一回“护花使者”。因为我是一排的，按理这样的事和我们无关。既然老师说了，就走一趟呗。四个人当中，就数我更强壮些，自然路上就跟她们多分担些重量。五、六十里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桃江圩。桃江的格局有些像我们虔州的姚衙前。圩前是条河，有一道浮桥连通两岸。桃江对面是小芬煤矿，每天虔州城里来拉煤的车子很多。卢和万想节省一点钱，就想搭便车回去，我们不太放心，因为那时候某些品行不良的司机猥亵女性的事时有耳闻，后来见是一位年岁较大且面相较老实的师傅，我们记下了车号，才放心地让她们走了。
在回旅馆的路上，雷排长忽然提出，何不我们也连夜坐便车回一趟家，第二天一个早就坐车回来，这样岂不是人不知，鬼不觉？我连声赞同他的主意。我们赶回旅馆，匆匆收拾好东西，退了房，就高高兴兴地跑去拦车。不知什么缘故，我们竟没有拦到车，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旅馆。雷排长说：“今天的事就我们俩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说出去，那怕是最要好的朋友，一定要守口如瓶。”并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嘱我，千万要记住。我说：“你放心吧，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说出去。”
回到住地，我们俩像没事一样，一点都看不出什么破绽。几天过去了，这件事在我脑海中渐渐淡忘了。一天，老师把我叫去，转弯抹角的问起这件事，我想起雷排长的再三叮嘱，咬咬牙，没有吭气。老师见问不出什么结果，就利用我想入团的机会，叫了团支部副书记来找我谈心。团支部副书记是我们班的同学，他后来当了厅级领导，是我们连的佼佼者。他当时对我说，雷排长什么都写了说了，只有你还蒙在鼓里，死硬撑着。我还是什么也没说，心中只有一种被“卖”的感觉，充满了气愤。后来老师认为我认错态度差，取消了我的建团对象的资格。眼看我就要入团了，希望霎时化成了泡影。我恨透了雷排长，他几次想给我解释清楚这件事，我没给他机会，路上遇见他，我都情愿绕着走也不愿跟他打照面。当然，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前些日子，我在去公园的路上遇见他，还彼此互相问候，互道珍重，都几十岁了，还有什么看不开呢？过去的事早就烟消云散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