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暑假，到山西省太原市参加了一个培训班，顺便游览了山西的一些名胜，回来后，有感涂鸦了一组诗文，取名为《山西速写》。其中有两句曰“世遗平遥闻四海，大槐树下是祖乡。”。为此专门在本诗句下做了注解：“祖乡：听老人讲，明洪武年间，祖先奉旨从大槐树下迁居河北省冀中。”

小诗发表后，有本家乡亲打来电话，说祖先从大槐树下迁居河北省冀中不是在明洪武年间，而是在明永乐年间。对此，我专门查阅了本村乡亲刘岱先生主编的《xx村志》，证实的确如此。《xx村志》上明明白白地写明：“xx村由山西移民刘、王两户人家于1417年建村，至今已590年”（村志是2007年出版的，故说590年。按现在算起应该是建村596年了）。《xx村志》还写道：xx村王氏族谱记载，始祖王仲礼有四子，世居山西洪洞县。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朝廷下旨，强令丁多田少的山西人，迁居至屡遭兵燹天灾之害而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中原地区。王仲礼一家也在强迁之列。为了保证其血脉能在祖籍延续，王仲礼请求官府准其和次子留居洪洞，其他儿子奉令迁移。这样，王仲礼的长子王思文、三子王思忠、四子王思义随移民大潮来到了河北安州一带。据说，三子王思忠到了任丘定居，长子王思文、四子王思义和同来的刘姓兄弟定居在xx县白洋淀南岸，建村xx，并在这里娶妻生子，繁衍至今。

明初朝廷为什么会强令山西人大规模移民到中原呢？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只要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宋朝灭亡后，元朝建立。在近百年的统治中，元朝统治者对农民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加上当时中原地区又接连发生水、旱、蝗、疫四大灾害，天灾和人祸折磨得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载见《明太祖实录》）。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爆发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此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面对农民的起义反抗，元军出其精锐，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在镇压中，元军及其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载见《元史.顺帝本纪》)，使冀、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载见《明在祖实录》)。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结束了元末长年的兵灾，但水、旱、蝗、疫已使中原之地“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墟”。元末和明初黄河和淮河多次泛滥，不但吞没了田园，甚至连村庄、城池也埯没于地下。在兵患和天灾中有侥幸不死者，也纷纷逃往外地，致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山西与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相比，却是冰火两重天。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那里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说明当时山西比较安定，再加上邻省难民流入山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史料记载，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载见《明太祖实录》)。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载见《明太祖实录》)；“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载见《明太祖实录》)。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土地的大片荒芜，财政收入的剧减，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朱元璋以及他篡权的儿子朱棣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十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据《明实录》记载，自洪武二十一年至永乐十六年，先后至少有八次从山西向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移民。

这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涉及到了多个省份的数百个州县的八百八十二个姓氏。山西是人口稠密之处，而当时的洪洞县又是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担负民众外移自然首当其冲。相传，当时洪洞城北一公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香客不绝，又是古来驿站，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于是，这里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山西《洪洞县志》以及洪洞县《大槐树志》记载，明永乐年间，当地官府曾七次在大槐树左侧的广济寺集中泽、潞、沁、汾和平阳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人多地少的百姓迁往中原一带，并给所迁之民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当地官府人员在树下为被移之民办理手续，登记造册，按所去地点编队，然后发给一应物品。被迁者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时总割不断故土之情，他们凝眸古槐，见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想着自己这一生不一定能返回故土了，为了让子女永远记住自己的家乡，有朝一日回来时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自己的老家，就指着孩子们最好记的大槐树和上边的老鹳窝说：“不要忘了，以后若能回到家乡，记不住咱的村庄，就先找这棵筑满老鹳窝的大槐树，然后再慢慢找自己的老家。”并对他们说：“到了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从这大槐树的老鹳窝底下出去的，彼此要互相照顾！”以后不论走到山南海北，只要一说是老鹳窝底下的人，都亲热无比。中原地区少见老鹳而多见老鸹，后来人们就把“老鹳窝”说成了“老鸹窝”。

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始祖王仲礼的长子王思文、四子王思义定居在河北省xx县xx村后至今，已达597年，繁衍子孙也已达二十三代。

我的父亲1919年出生在xx村，因父母早逝、两个姐姐早嫁而成为孤儿，十来岁的时候被迫迁居xx县xx村投奔其舅舅，后在此娶妻生子定居。我父亲在世的时候，xx村还有他的两个叔伯侄子，也就是我的叔伯堂兄（我和这两位堂兄是一个曾祖父）。大叔伯侄子只比他小几岁，小叔伯侄子可能比他小十来岁。我小时候曾去过这两位堂兄家，我父亲在世时，这两个堂兄也偶尔来看看他；去世时，他们都来送葬，从此再没有见过他们，听说大堂兄也早已过世，二堂兄还健在。

我父亲在xx村王氏家谱中属于多少代，父亲生前没有给我们说过，估计他也不知道，当然我们这些生长在xx村外的王氏子孙更不知道属于多少代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我父亲在xx村王氏家族中辈分很高。我小时候跟我父亲去xx村，亲眼看见许多一大把年纪的人喊我父亲“叔”、“爷”。我调到x城工作后不久，就认识了一个xx村很近（念“紧”，意为血脉比较近）的本家王法正，他比我年龄大二十多岁，但见了我必称“小叔”。每次我都不让他叫，他总是说一家子，不能乱了辈儿！

还有一个在青城做生意的xx村本家王宝林，四十来岁，开始一直叫我爷。其实，按辈分，他应该叫我太爷爷，因为他一直喊王法正为“法正爷”。法正叫我叔，宝林当然按辈称我太爷。不过，我后来叫宝林别喊我爷了，叫叔就可以了，都不在村里，叫什么都无所谓。

说到这个王法正，当年可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王法正的父亲王鹤鸣烈士，八路军吕正操的部下，1939年在与日寇作战时牺牲，吕正操亲自签发的烈士证。王鹤鸣烈士牺牲后不久，王法正才出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王法正参军入伍，因根红苗正，又是烈士遗孤，被选调担任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警卫员，身跨两把手枪，跟随并保卫刘亚楼，不离左右。王法正小时候聪明伶俐，在村里学会了翻筋斗等杂艺。当刘将军警卫员的时候，闲暇经常翻筋斗，被空政的一位领导看见了。这位领导推荐他参加全军业余文艺汇演，法正年轻单纯，不谙世道，央求刘亚楼批准他参加，没想到他这一去，再没有回到刘亚楼身边。从此，法正成了部队里一名杂技文艺工作者，先到了新疆军区，后调到内蒙古军区。不久转业，进入内蒙古杂技团。他的拿手把戏是高空飞车和腾跃，曾多次随团在国内外表演，被誉为“空中飞人”。杂技艺术，属于青春饭碗，随着年龄的增大，法正逐渐退出了杂技表演舞台，当了杂技团的副团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法正为了换取其长子调进杂技团，五十多岁便提前退休了。但现在x城，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只要提起王法正，都知道我这位草原上的“空中飞人”本家侄子。

王法正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杂技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操行端正为人忠厚的人。他是抗日烈士遗孤，担任过刘亚楼司令员的贴身警卫员，还担任过内蒙古杂技团副团长，但从不张扬，始终低调做人。因为是很近的本家，虽比我年长二十多岁，但比我小一辈儿，所以有时候我俩说起话来，我经常说他太“傻”，不该离开刘亚楼，否则，凭他的烈属身份以及他的机灵才智，在部队，怎么也得熬个团长师长的干干，何至于最后做了个清贫的所谓杂技艺术家。俗话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退休后的法正，昔日的光环已褪去。有时候我请人吃饭，经常叫上他。席间，法正给大家表演几个口技和魔术，不时给大家一些惊喜。

祖先王思文、王思义自山西省洪洞县迁居河北省xx县xx村，其子孙后代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传承先辈勤劳勇敢、厚德载物之精神，耕读传家，人才辈出。远的不说，单说近现代，从xx村走出的王氏优秀儿女就有：晚清举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首届毕业生、北京市第四中学创办人王道元，白洋淀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曾任保东特委负责人的王家骥（高蠡暴动后牺牲），八路军冀中军区供给部长、共和国部长王文波，八路军小战士、抗战时延安中国医大毕业生、毛泽东保健医生、集医生画家作家于一身的王鹤滨博士（鹤滨1957年在苏联取得医学博士，2010年笔者写有《我的本家曾是毛泽东保健医生》一文发表），我的近本家、我父亲的发小远房侄子、冀中最早八路军战士、建国后东北某军分区司令员王宪周（王宪周1976年主动请求解甲归田，回到xx村当了一位农民、村支书，当时轰动一时，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亲自接见并勉励，中央、河北省各大媒体时是隆重报道，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拍摄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宪周与家父同庚，却小一辈儿，又是当家子，从小与家父一起玩耍，家父称之为傻宪。抗战期间，宪周当了八路军军官，曾骑马专程到xx村看望家父。解甲归田后，又两次专程到xx村看望家父，家父也曾几次到xx村看望他。十分可惜的是，我因在外工作，未曾见到这位本家兄长王宪周将军。后来，宪周在村里呆不下去了，在保定干休所憋屈而终。）------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一首流传数百年的民谣，道出了山西移民后裔对祖乡的一片深情，而那棵洪洞县大槐树及树上的老鸹窝，也就成为了晋外乡民们在心目中记忆最深的东西了，并此后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