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姨父杨怀义退伍安排在遂川公安局搞后勤。一天，他骑了自行车来家看望我们，顺便看望他的老战友，也就是我后来的三姐夫。我们姐弟几个，丝毫没体会到姨父一路的艰辛。那时候，自行车是个稀罕物，谁家有辆自行车，总叫周围的邻居羡慕不已。我家穷，别说自行车没骑过，就连摸也很少没摸过。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白塔工地玩，我见了人家的自行车都不知叫啥东西。乘大人全去出工的空，我转动踏板，把后轮转得飞快，我害怕把车搞坏，又不知怎样刹车，急得我赶忙用右手抓住飞转的轮子，车是刹住了，我的右手背也被后挡泥板重重的剐了一下，至今还留有不太明显的伤痕。如今见了姨父公家的自行车，如获至宝，我们简单商量了一下，征得姨父和妈妈的同意，姐弟几个就推着车向我们的母校操场跑去。由于我人小个短，只得把脚从三脚架伸进去踩半踏，结果弄得腿上青一块紫一块，我倒无所谓，姐姐们怕回家后会受到妈妈的责备，初骑自行车的高兴劲也被冲淡了几分，个个愁云密布。我说，回到家我穿上长裤，妈妈看不见，你们就不用挨骂了，姐姐们的脸上才“多云转晴”。

原来的赣州体育场（现在叫奥林匹克广场）对面有两家单车修理铺，会出租自行车。我和小伙伴（房东的儿子）——会生，用自己积攒下的零花钱去租了单车来学骑。有一次，我们和另一位住在河边的、名叫破仔的小伙伴邂逅了，他也去租车骑。体育场的跑道是不能骑车的，只能在中间的足球场上练习。由于受场地的限制，学骑车的人又多，练习起来就不太方便。破仔骑着一辆车歪歪扭扭地蛇形着前进，眼看就要与对面的车撞个满怀，我吓得高声尖叫起来。破仔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紧急捏了闸。由于车煞得过死，破仔连人带车一起摔了下来，还车时 ，我们凑齐钱如实价赔了两根摔断的辐条，师傅心眼好，也没叫我们赔修理费什么的。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骑自行车。

我的三姐夫蔡志蓉，原是江西冶院（现叫南方冶院）大二的学生，在老蒋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的年代，毅然投笔从戎，在部队一干就是八年，退伍后回原校实习工厂当了一名普通的翻砂工，后任冶院印刷厂厂长直到退休。他用退伍费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说实话他自己倒骑得更少，我还骑得更多。记得我上初三的时候初次去姐夫老家做客，去时是和姐姐一块坐汽车去的，回来时我一个人顺道把姐夫的自行车给骑回来。上犹黄沙蔡家距赣州少说也有六、七十里地，而且还是沙子公路，坑坑洼洼的，但我一口气骑了回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后来我进了赣南教育学校中文科读书，临毕业时，我先后托南昌的二堂兄想方设法帮我买了一辆永久牌（原价退给了同寝室的同学）和一辆凤凰牌的轻便自行车，我自己出高价从同事那买了一辆全新的凤凰独脚拐单车，那时可是凤毛麟角。后来我当了教导处副主任，学校配给了我一辆旧自行车，我十分爱惜。由于工作调动，一年后，我又把自行车上交了。到了局里，我便骑自己的自行车上、下班，即使是下乡宣讲工会知识或参加教学质量大检查，我也是骑着那辆除了车铃不响，到处都响的破自行车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奉调去当校长。我家住在城东，我工作的学校在城西，上、下班要穿越红旗大道中段和整条文清路，骑自行车大约需要二十分钟左右。我和家里人商量了一下，花了4000多块钱，买了一辆金轮的男士摩托车。其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又买了踏板车和助力车。报废了，妻用补发的工资给儿子买了一辆“铃木”的摩托车。后来儿子公司合并到赣县，来去三十里地，儿子跑业务，风里来雨里去，够辛苦的，我们看着心疼啊，就东拼西凑，儿子还叫他同学借了几万块钱，买了部“雪铁龙•世嘉”的三厢轿车，接送儿媳和孙子，我们老两口也不用再担心了，摩托车便无偿的给了我外甥（我四姐的大儿子，也是我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