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阳春三月，我们应届高中毕业，肩负着“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历史重任和来自全赣南地区各行各业的741名同学一道，跨进了“赣南师院”（那时叫赣南教育学校）的大门，成为了一名工农兵学员。

我分在中文一班三组，于是和林*柳（南康三益人，后任三益小学教导主任）、曾*达（全南人）、钟德明（瑞金云石山人，班长）、曾*生（瑞金岗面人，右脸上有一块浅浅的粉红色胎记，性格较内向）、刘*明（兴国人）、王*选（大余池江人）、饶*根（大余青龙人，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后调大余教育局工作，不幸染病早亡；其妻袁*芳女士，信丰人，也是我们同组同学）、黄*金（安远人，后任该县组织部副部长）、张*珍(定南人、组长，我的入团介绍人)，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谓之曰“室友”。

我们的老师是科书记赖泰祿（任院党委宣传部长）、科主任肖良天（教毛泽东文艺思想；后任副院长）、游进步（后调任《赣南日报》总编辑）、卢圣萱（教现代汉语；后任中文科书记）、陈冠英（教古代汉语）、邱观潮（教写作）、吕桂樵（教汉语拼音）、郑 材（教古代文学）、刘泗琨（赣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副教授；教什么课我忘了）、肖昌璜（教毛主席诗词）、方 春（后调任地委党校任教务处长），还有一位严老师和一位内蒙古籍的老师，可惜我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我们的辅导员是钟高盛（南康人；后调赣州师范任教）、二班的辅导员是周老师。

我们中文一班在原办公楼三楼最东端，二班在四楼最东端，与外语课同层。那时，在学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评语：中文科的“酸里酸气”、外语科的“洋里洋气”、理化科的“老里老气”、数学科的“怪里怪气”、农机科的“土里土气”、体育科的“粗里粗气”、艺术科的“娇里娇气”。

我们的寝室也在三楼，距教室仅十几步之遥。寝室在北面，窗下是旧已废弃的原大门和喷水池，右侧是新开的大门，进出的人能看个一清二楚。隔着红旗大道，是原地区林业局。

紧挨着我们寝室住着一对操外语的青年夫妻，他们是外语科的老师，后来奉调回北京，他们夫妻俩平时对话，说的都是外语，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有一天，刘*明因钢笔漏水，渗透到笔帽里，他情急之下，忙用纸伸进去吸。笔帽里的钢笔水是被吸干了，可纸却一时无法掏出来，于是他就到外面去鼓捣。墙太硬了，会把钢笔帽撞坏，于是就在门上敲了起来。屋内的青年教师夫妇刚躺下午休，听见敲门声，问了一句又没人答应，就赶忙起床开门。刘*明一门心思在鼓捣钢笔，连人家的问话都没听见，等他察觉到里面有人时，吓得一溜烟躲进寝室，慌乱中把钢笔往枕头底下一塞，故作镇静地坐在哪里一动也不动，我们一寝室的人都没发现什么异常。隔壁的老师披衣走进我们的寝室问我有没有看见谁敲门，我还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直到后来刘*明讲明了事情的真相，我们才恍然大悟。

这对老师调走后，隔壁的房间就成了校广播站，我们科二班的李*琪、理化科的胡*杰入驻了其间。我虽然被选拔为广播员，除了值班，没有事我是不去进广播站的，毕竟那是女生的“闺房”，我可不想造次。

刘*明不愧为“老茧生”，由于家庭出身好，所谓“根正苗红”，小学尚未毕业，就被推荐上了大学，一口标准的兴国话，令堂堂中文科副教授“瞠目结舌”，我于是毛遂自荐，充当起他们之间的“翻译”。由于我擅长表演，不仅把双方的意思表达得八、九不离十，而且连比带划，表演得惟妙惟肖，语言诙谐、滑稽，乘机夹棍弄棒，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刘*明家庭条件比我差，我有两双半筒套鞋，家里挑水一双，学校放一双，这样方便些。见他大雨天还穿着一双解放鞋，我便给了一双套鞋他；每逢周三、周六下午去回家，我就不去后勤处退餐，留下饭、菜给同学们匀着吃；节假日，我也会邀请同学们去我家做客，改善改善，出门在外难啊！

你千万不要小觑了林*柳，别看他貌不惊人，个子瘦小，还不到一米六，跑起来可快，就像一匹奔马，两腿生风，是科里仅次于我的短跑能手。运动会上跑100×4时，他跑第三棒。跑第一棒的是何祖麟，（章贡区人，原赣一中学生，与我同届、交好。先任教师，后调地区土地局任科长。1995年的一个傍晚，他陪妻子外出散步，不幸被自行车撞倒，伤重，抢救无效，英年早逝。）、跑第三棒的是沈*良（上海下放知青）、我跑第四棒，负责冲线。林*柳会臭狐骚（腋臭），而且气味很大，我住在他的下铺，同学们问我有啥感受，我说夏天更无蚊子。

黄*金，（后任安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个子高高的，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声音浑厚。有一次，他给我们讲了一真实的故事。话说他们安远有一个生产对会计，一天听人说造反派要揪斗他。他吓得要死，赶忙买了农药想服毒自杀。为了使自己死得更快，他在喝下农药后，又喝了烈性酒。结果事与愿违，由于喝多了白酒，不仅把喝下去的农药和食物一块吐了出来，他得救了，一条闻味而来的狗，由于吃了他吐出的食物却中毒死了，人们都说是狗抵了他一条命。

张* 珍与我同座，高高的、瘦瘦的，两边的颧骨突突的，他是我们的组长。他和黄*凤（女，上海下放知青）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可能是由于年龄比较接近的缘故，他和张*坚（于都人，后任赣州地区教育局职教科长，其元配因练法轮功，走火入魔，在北京押解回赣的路上，跳火车身亡）比较要好。冬天天冷，张*坚就来到我们寝室，与张*珍挤一床，抵足而眠。床不够宽，就在靠墙的一面加几块木板。在床前，他们摆了一张单人桌，一来可以挡住被子不往下掉；二来又可以放衣服，真是一箭双雕。夜深人静时，只听“轰”地一声，桌子和衣服都翻到了，同寝室的人读吓醒了，他们俩倒睡得像死猪，照样鼾声如雷，第二天醒来一看，原来睡床外面的换到了里面；原来睡床里面的换到了外面，还问大伙怎么他们的衣服和桌子在地上，大家哄堂大笑。

王*选和饶*根、张*珍是我们寝室的三把烟枪，每当他们吞云吐雾时，便会招来一片抗议声。他们是少数，便想扩大他们的队伍，于是我就成了他们的发展对象。他们平时抽的都是自制烟卷（俗称喇叭筒），为了拉拢我，俺们不惜许愿：只要市场上有卖，不管再贵，我开了口，他们都买。看得出他们是铁了心、花了血本的。由于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发誓决不当“烟民”，所以我至今也未沾染上烟瘾，他们的希望彻底落空了！

曾*达是我们寝室乃至全科唯一比我小几个月的男生，矮矮胖胖的，人称“小胖子”，我叫他“吴法宪”，他与世无争，有他不多，无他不少，却是我的挚友。

年底了，我们组在我们寝室里做“民主鉴定”，陈冠英老师打着背手踱了进来。只见他一袭灰色中山装穿得整整齐齐，几缕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着，一丝不苟。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细声细气，生怕把我们吓倒。他说：听说你们组有个写作文不打草稿的“小天才”，我是慕名而来，说完一屁股坐在我床上（我的床位靠门）。听了老师的话，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齐刷刷的投向我。我知道老师在含蓄地批评我，我惭愧地低下了头，脸都羞成了紫茄子。说实话，这慵懒的毛病可害苦了我，阻挡了我的进步，使我的文章“意境”不能“更上一层楼”。用词不当，词不达意、东搭西勾、语法不通，错误百出，比比皆是，以致贻笑大方。哎，积重难返，习惯成自然，要改也难，看来只有等下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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