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赖嘉生的眼里，大姐夫刘光仙是个斯文人。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板，整天笑咪咪的，一双深邃的眼睛，令你琢磨不透他究竟在想什么。不知什么原因，和他一起参加土改的人都当上市长（县级）了，他还是市航运公司的一名小干部。他对赖嘉生的大姐倒是言听计从、百般呵护，在家是个典型的模范丈夫。“文化大革命”中，他在邻居的庇护下，躲过了武斗的厄运，却难逃三大讲的劫数，不幸死于非命。

二姐夫吴发兴是个苦命人，从小就没了亲娘。父亲续弦后，后妈生了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所幸后妈也是个老实人，吴发兴才没有遭更多的罪，只是没有进过学堂门，大字不识几个。稍微长大一点，就更着父亲学徒。他是人大代表、地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省劳动模范、八级泥工，要不是受文化条件的限制，他至少也能混个工长什么的，可他到死只是个泥工班长。赖嘉生的二姐夫，有个坏毛病，就是爱撒酒疯。他逢酒必醉，酒后就爱唠唠叨叨，啰嗦个没玩没了。赖嘉生小时候就租住在二姐夫的大伯家，见姐夫喝醉了就欺负二姐，赖嘉生气不过，就把姐夫平时练写字的铅笔折断、把姐夫平时爱下的军棋悄悄地扔掉去，以示反抗。有一次，将近年关，二姐夫喝醉了和二姐吵了几句。过年了，赖嘉生和母亲、三姐去给他拜年，他误以为他们是登门兴师问罪。仗着几分酒力， 二姐夫竟叫赖嘉生到外面去见个高低。赖嘉生又好气又好笑，但他忍住了。他笑着对姐夫说：如果你想打我你就打吧，我绝不还手。母亲可不依了，她把姐夫好好的训了一顿，姐夫酒醒了，忙在一旁陪不是，妈才没有再说什么。

一年冬天，赖嘉生的二姐夫下班后和别人喝柜台酒醉了，回到家，脚都冻麻木了，他嫌赖嘉生二姐给他准备的洗脚水温度太低，硬是边骂骂咧咧，边把一瓶开水倒了下去，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竟连脚也忘记了挪开，结果把脚烫伤了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我和母亲闻讯去了医院探望他。见他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我们反而安慰他好好养伤。可惜的是，赖嘉生的二姐夫也因患白血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逝世了。

   赖嘉生的三姐夫蔡志蓉，原是江西冶金学院的学生，在“两蒋”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獗的时候，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保卫人民的幸福安宁，毅然投笔从军，而且一干就是八年。退伍后安排回原单位，三姐夫先是院办实习工厂的一名翻砂工，后来是院属印刷厂的厂长。三姐夫还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外公叫他喝酒，他推托说不会喝；退伍后，外公说他割了两只耳朵都下得酒坛。三姐夫在部队是炊事班长，包饺子是三姐夫的一绝。探亲时来到家中，和姨夫杨怀义（三姐夫的战友，也是三姐和三姐夫的红娘），一个擀饺子皮，一个包，很快就煮好出锅了。不但我们一家子吃上了热腾腾的饺子，开了洋荤，连院子里的邻居都尝了个鲜。那时能吃上一顿饺子，那可不容易！因此，我们都非常欢迎三姐夫。在赖嘉生的心目中，三姐夫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道的人。赖嘉生的每一点进步，都和三姐夫对赖嘉生的鼓励、鞭策、关心、爱护分不开。

赖嘉生的四姐夫刘朝松，小名道元，外号“曹操”，可他并没有曹阿瞒的奸诈。四姐夫从小就没有爹娘，他和弟弟是跟叔叔、婶婶长大的。小时在二轻纸厂学徒，大了招工进了厂，奉调支援老区，到会昌铸锻厂工作，那时他正和赖嘉生四姐热恋，每次都捎会昌的土特产回，家里的大大小小都很高兴。四姐夫是个厚道人，很有孝心，他单位分的宿舍离赖嘉生家仅几分钟路程，赖嘉生的母亲每次去了都要住上几天，姐夫就把床让给母亲睡，自己当“厅长”，将近1米8的个子，蜷缩在沙发上。不管母亲在他家住多久，他从不收母亲的一分钱伙食费，每天还给母亲买好吃的。

赖嘉生的五姐夫与他是同年级的同学，那次五姐带他到家里来，赖嘉生一眼就认出这不是同年级同学吗。后来在交谈中才知道，原来赖嘉生和五姐是四班的，姐夫是年龄稍大是二班的，平时又很少交往，所以姐姐不认识。姐夫后来当了兵，退伍后分在纺织厂，经人介绍，认识了五姐，这也是缘分，转了个圈，又回来了。赖嘉生的父亲逝世后，就安葬在五姐夫家的自留山上。因村里把山出让给人家烧砖，才迁到如今的黄龙公墓，母亲2008年故去后，和父亲合葬在一起。

   姐夫们在赖嘉生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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