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嘉生在家排行老六，上有五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就他一个男丁，独龙宝。他爸说：谁要是找不到老婆，可别怪我。爸妈视他如掌上明珠，含在嘴里怕化掉，捧在手里怕摔掉，百般宝贝，姐姐们对他更是如群星拱月、疼爱有加，可他并没有持宠自骄。

大姐和二姐在赖嘉生还未懂事时就出嫁了；三姐从小跟了外婆虽比赖嘉生大几岁，但比赖嘉生只高一届。家里穷，四姐未进过学校门，小小年纪就外出做工，赚钱补贴家用。五姐虽比赖嘉生大一岁，但因家中经济拮据，再加上为了照料赖嘉生，她和赖嘉生同年入学，并且同一个班，直到1968年去了江西瑞金日东共大。大姐、二姐因为和赖嘉生相处的时间短，小时候的事，便没有多少印象。三姐是1964年才回到母亲身边，1968年又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只依稀记得三姐在家时，是个十分爱干净、整洁的女孩，和赖嘉生三姐夫结婚后，又要带小孩，又要忙田里的活，还要做家务。小孩玩累了，三姐实在没时间给她洗刷，只把小孩的两只脚稍稍清理一下，便把小孩塞进被窝。床上都“沙嘎嘎”（方言，意即很多沙）的，赖嘉生在姐夫老家第一次见到三姐，发现三姐简直变了一个人，赖嘉生平生第一次不由伤心得落泪了。三姐后来在农村入了党，1974年才顶母亲的编回到城里；2007年因患脑溢血客死他乡，赖嘉生和其他姐妹们驱车千里，赶去见她最后一面，送她最后一程。赖嘉生爱他的三姐，每次说到三姐，他都泪水涟涟，泣不成声。

1966年下半年，刚进初中的赖嘉生和全国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稀里糊涂地被卷进了一场政治漩涡，随着“大串联”的人流来到了省城——南昌。虽说已隔八年之久，赖嘉生并没有故地重游的喜悦，他们的介绍信被领队的同学弄丢了。赖嘉生和他的小伙伴们，就在“八一”礼堂铺上稻草，席地而卧，等候学校重新寄来的介绍信。继续串联的雅兴荡然无存，收到介绍信后，赖嘉生回到了家。没过几天，上午时分，赖嘉生便感到头痛脑涨，四姐（三姐去了北京串联未归）就带了赖嘉生去看医生。下午赖嘉生还硬撑着和小伙伴们一块玩耍，到了傍晚，就再也挺不住了，又呕又吐，等四姐叫了住在附近的二姐夫赶来时，赖嘉生已进入昏迷状态，连怎么进的医院他都不知道。经医生诊断，赖嘉生是患的脑膜炎，做骨髓穿刺时，他咬住牙硬挺着，医生和护士都夸他坚强、勇敢。经过医生护士的全力抢救和精心护理，十几天后，赖嘉生出院了，总算为他家保住了一点传宗接代的香火。出院时，医生叮嘱他要注意营养和休息。

回到家里，家人和邻居都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般，这让赖嘉生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和友情。大堂嫂送来了鸡蛋，母亲舍不得吃，用煮饭的米汤冲了给赖嘉生喝，听人家说这补身子，每当这时三姐、四姐便带了五姐、七妹借故离开。赖嘉生是个细心的人，他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便对母亲撒娇说：米汤冲鸡蛋他都吃腻了，闻到这股味，他都想吐。母亲无奈，只好把冲好的鸡蛋，匀给四个女儿吃，她自己滴口未沾。三姐、四姐只呡了一小口，就把自己的那份分别倒进了五姐和七妹的碗里，赖嘉生见自己的“阴谋”实现了一半，躲在一旁乐了。他见五姐个子小，便主动到河边，帮五姐在河里装好水并挑上河坎；他领着小伙伴们，肩挑手提，把门口的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修得平平整整，两旁还修了排水沟。由于没有听医生的话，赖嘉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只要弯腰时间一长，腰就会疼痛不已。

1967年，四姐因上早班，要经过一段荒凉的地方，妈怕姐姐出现意外，心里格外纠结。去吧，又怕姐出事；不去，又怕丢了工作。正在这左右为难时，赖嘉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勇敢地承担起护送四姐去上班的重任。只见他手执一柄晒衣服的铁叉，双眼闪着机警的目光。写到此，在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大文豪鲁迅笔下勾勒的少年闰土月夜看瓜刺猹的图像，两者是何等相似乃尔，只不过两人斗争的对象不同罢了，赖嘉生的形象倒显得更加生动具体、血肉丰满、栩栩如生、触手可及，多了几分神勇、英武。放了暑假，赖嘉生就去帮四姐推板车。一天，赖嘉生起了个早，蹲在大门外等姐姐，连鼻血流出来了都不知道，房东大妈说是憋了热气，从此以后四姐就再也不让赖嘉生去帮忙推车了，他是众姊妹中与四姐唯一合影的，至今他还珍藏着这张珍贵的照片。

1968年的一天，三姐、四姐商量要去峰山检柴，赖嘉生和五姐也吵着要去，因五姐身体差，妈妈没有同意她去，可经不住赖嘉生的软磨硬泡，妈妈只好同意他去了，但一再叮嘱姐姐们好好照顾他。来去五、六十里路，赖嘉生当了“泡兵司令”，只挑回28斤柴。但他经受的磨练，让他很是炫耀了好一阵子。当有人说他是独龙宝，娇生惯养时，他会露出得瑟的神情，不屑地反唇相讥：你到过峰山检柴禾吗？令对手像斗败了的公鸡，甘拜下风，肃然起敬。每当这时，赖嘉生就会高傲地一甩头，美滋滋的走了，好像立了莫大的战功似的。

1970年，四姐出嫁了，他与四姐约定：逢到赖嘉生去四姐家做客，四姐必须用大碗给赖嘉生盛饭，四姐也照办了。

1968年，是赖嘉生难忘的一年，三姐去下放了；五姐去了走共大道路，突然少了两口人，原本热闹的家庭霎时冷清了许多，赖嘉生感到颇不习惯。1970年，五姐共大毕业，分配在瑞金车队当学徒，每月13块钱工资，五姐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买了天蓝色的毛线，亲手给赖嘉生织了一件毛衣寄去，那时赖嘉生还在读高中。以后，几经翻织，赖嘉生也舍不得丢掉，一直陪了他十几个冬春。

姐姐们出嫁的出嫁，走共大的走共大，外出打工的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妈妈、赖嘉生和妹妹，照料年幼的妹妹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赖嘉生的肩上（妹妹比他小九岁）。给妹妹梳头，成了赖嘉生一门头疼的课程，每天要先料理好妹妹，赖嘉生才能去上学；还隔三差五的会到学校去接妹妹，高兴了，还把妹妹背在身上，一路小跑着回家。有一次，妹妹上高中了，哭着对他说，班上的男同学欺负她。已当老师的赖嘉生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唯一的妹妹，从小连他自己都不曾打过，岂容他人欺负？赖嘉生跑到妹妹学校，妹妹的班主任也是赖嘉生初中的班主任，他向老师说明了情况，老师安慰了他几句，并答应严肃处理此事，赖嘉生才放心地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赖嘉生的大姐和二姐都七十多岁了，妹妹也五十多了，姐妹们还是常去看望赖嘉生，想起过去的事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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