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校——（小学阶段）

                     文章/白丁   编辑/思念

                                                            二0一六年二月十一日

公元1960年8月底，我跨入了小学的行列，成了一名挎着那书包上学堂的读书郎。水东小学，解放初为赣州市第九小学，简称九校，后更名为水东小学、东风学校（含初中部）、水东小学（中心小学）。六年的光景，这里的一草一木，在我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有些事，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忘、磨灭，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还依稀记得这些亲切的面孔，他们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心底，激励我前行。他们是：徐晓春（我低段的班主任）、申其林（我中段的班主任，后任校革委会副主任）、杨秀玲（我高段的班主任）、刘学兰、刘继兰、易之华、谢哲英（先任教务干事，后叫教务主任）、谢继民、彭在椿、彭声华、罗德基、钟国兴（我读三年级时调来，任教务主任）、曾毓荣、（时任大队辅导员、）曾毓林、张玉清（时任校长）、熊菊英、李志辉（因时隔太久，如有遗漏或记错，请恕学生不恭）和工友雷嫂。

水东小学坐落在玉虚观的一个坡顶（玉虚观村因此而得名），距东河浮桥不过四、五百米，过了浮桥就是城里了。这是一组老式的砖木结构的房屋，是由玉虚观改建而成。石库门，一进门是对称的两间教室，再过去是两块不大的空坪，以进门为准，左侧的是在泥地里搁一块又后又大的青石板，那是我们儿时练习乒乓球的圣地；右侧的一块，三分之一隔为女小便处；接着是对称的一层砖木结构的四间教室（两横两竖），还算宽阔的走廊，右边教室尽头的一块小空地隔成我们的男小便处，紧邻的是一个不大的便池和通向外面的腰门。左边教室后是几间泥土的矮平房，算是教师宿舍、保管室和校医室了，还有几株桃树、石榴树什么的，正中间便是老师们的办公室，一条青砖铺就的甬道，从办公室直到门口的泥地。办公室方方整整的，其后是一块砖铺的空坪，比半个篮球场还大，左侧是一间用木板隔的教室，右侧是新建的两间土墙的教室，紧连的是间木板的小房间，是我们的少先队大队部；再过去就是依大殿主墙搭建的厨房，与之相对的另一边便是雷嫂的房间，沿着大板楼梯上去，又是几个女老师合住的“闺房”，原来的大殿便成了我们的礼堂；舞台的左侧是空的，打开后门，便通向我们与赣七中（后改称九中）合用的操场。房间有一个阶梯，是登上舞台的；舞台右侧是几位教师挤住的一间木板房。令人难以想象，当年他们硬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和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仅凭自己的信仰、忠诚、热血和智慧，造就出一代代社会主义新人，书写着共和国辉煌的教育篇章。他们的精神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我读一年级时，语文是五十课，最后一课是“社会主义好”；我们的写字本是黑色的，铅笔写上去都反光。

记得有一天，我们全校师生在礼堂集中，做完操，一个年轻男子，挎着手风琴，大步流星地走到舞台中间，据介绍，他叫钟国兴，是新调来的教导主任，他教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也是在小学的时候，一个伟大的名字——雷锋，像春风一样荡进了我幼小的心房。记得有一天，我在东河大桥附近的小溪河里玩沙子，一个大姐姐吃力地蹬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满满地装着胶合板皮，为抄近路，不幸车翻下了山坡，我见状赶忙跑了过去。见大姐姐和车没事，就帮着大姐姐把车整理好，一路护送到目的地。从水东过东河大桥，顺着红旗大道，再走文清路到建国路，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是多么漫长的一段路啊！临走时，大姐姐亲切地摸着我的头，问我叫什么，我骄傲地说：“我叫红领巾”。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位大姐姐姓啥名谁，但愿她过得好。

也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我不明白的是：我的小学老师徐、彭、罗，怎就一夜成了“牛鬼蛇神”呢？所幸的是，我后来由赣南教育学校（现赣南师大）中文科毕业，被分回东风学校任教，还和彭、罗共过几年事，可是我却再也没有见过我敬爱的徐老师。当年离开学校时，我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孩；如今回去时，我已是一个学有初成的青年，而且即将登上讲台，成为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