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只有一张照片，那是贴在工作证上的印迹，黑黑的脸庞，浓眉，矜持地笑，脖子下面光秃秃的，想像中应该是光着膀子，最多是穿着一件背心。
从记事起，我就没有认真地和他交谈过一次。原因很简单，总是我在家的时间不多，他在家的时间更少，阴错阳差。但是我知道，他是让我们一家喝上面粥，吃上窝头咸菜、偶尔吃上肉的“大人”。
一晃就长大了，从小学三年级，我就开始住校，且学校越上越远，一直到参加工作。所以，严格的说，我不很熟知我的父亲。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强烈地震，次日，待我从半导体中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焦灼的心，可想而知。
党校终于批准了我回家探视的特殊假期，这不仅仅让我感受到党的温暖，更是由于这场灾难，我终于认知了我的父亲。
经过几乎没有交通的一路艰辛，到家已是8月2日的傍晚，儿时淘跃的围墙栏杆、所住的房屋，早已面目全非。被大自然肆虐的“员司大院”，能够让我辨别的，只有那棵每天傍晚便会有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一阵，然后栖息的老槐树，而今却看不到这帮小家伙的丁点儿综影。
四周像死一样的沉静。
上前仔细再看，院里有一支高低参差的队列，长长的，默默地朝着一口我从未见到过如此之大的铁锅方向移动。锅边，形体佝偻的刘叔，手臂艰难地郐动着勺子：“小红一勺、珍头一勺、连珠、张涛……”旁边站立，正在用一张破旧报纸记帐的高大老人，正是我的父亲。
我家的大院，在地震前的唐山市区是很有名的，院内四栋老式的二层洋房，住着14家发电厂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家属，文革后期为了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工厂在院内见缝插针，又盖起了两栋8间平房，形成了现在22户、一百多人口的小社会。
蓝光闪过之后，父亲抄起当时刚刚三岁的孙子（我二哥的长子），第一个跑到大院中心，接着又把邻居王奶奶背出了楼外……面对惊恐慌乱的人群，刘叔和父亲、高叔商量，把大院没有受伤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挨户清点，扒人、扒衣物、搭抗震棚……把各家的粮食集齐，借出工厂食堂的大锅，拣拾劈柴，做饭，按人头分发食物。
由于楼房是日式木结构，凌时的地震没有造成彻底的坍塌，因而伤亡较少，只是晚间一次凶猛的回震，把它们糟蹋得不堪入目。而后建的两栋平房，却早已是一堆瓦砾。
大院里的在外人口，我是最后一个回来的，闻讯从居委会急匆匆赶回的母亲，一把拉住我，浑身上下把我摸了个遍，然后久久不撒手，她哽咽着说：“星儿，你可回来了，可回来了……听说，北京也震得不轻，你爸，前两天，非要让你大哥、二哥去北京扒你，咳，那么大的地界，上哪儿去找你呀……”
父亲则转过身去，昂仰着头，一句话也没说。
饭后，院里的人，都集中在大院的开阔地上，听早已退休的老厂长刘叔讲话：“……王家的丽婷，大腿砸折了，昨天下午被直升飞机接走，胳膊上贴着住址呢，人丢不了。鞠家老大，肋条儿骨全都砸烂了，把飞机舱口的女军医，看过他的伤势，眼红红的，说是胸腔溃烂，手术不具备，时间来不及，没有让登机……现在高尔夫球场停着，鞠嫂在呢，好几天水米不粘牙，老李和凤琴，你两口子是老师，会说，今个儿，想法儿把人劝回来，冬明和印平你们几个，也跟着，带上毯子，要么被褥，把鞠老大装裹了，按解放军指定的位置，挖坑，埋好，做上记号，等以后…以后好好安葬……大院离厂区、商店都很近，没有特殊情况，院内的人，晚上，一律不准瞎跑，到时，枪子可是不长眼……陈家老二，尤其注意，昨晚你上哪儿去了，嗯……”
接下来就是高叔向大家分发政府抗震救灾的衣物和压缩饼干等食品，父亲依然在一旁站立记帐。
因为组织上只准了我一周的假期，并有“如果没有较大的伤亡，不得超假”的指令，我按照母亲的嘱咐，踩着废墟，探望了几门亲戚和一些同学，便返回了京城。
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我和父亲的永久。
地震后不久，上海发电厂奉命来开滦发电厂救灾援建，所派队伍非常精干，特别能战斗。但是，这个电厂毕竟是经由多年历史的老厂，抗战胜利前夕，日本人将工厂大部分图纸带走或烧毁，建国以后，虽经不断修复和完善，但厂里某些重点部位，还是要靠有经验的技师和老工人摸索检修。援建人员摸不透老电厂的门路，导致进展缓慢。于是，厂领导千方百计挑选有经验、还活着、能走动的老师傅配合他们。
地震时，父亲已经退休7年，为了早日恢复供电，厂领导亲自来家。听着徒弟的来意，父亲点点头儿，说“中。”
父亲，当年曾是全国有名的电气技师。
据大哥炫耀，解放前，父亲初来这个厂子讨生活时，工头问“你来这端饭碗，自认几级工？”父亲说“六级。”工头说“俺厂现在级码最高的电工才是五级，就有一个车工是七级。”父亲说“那我认七级。”工头说“你来俺厂是想当电工的，你还敢和俺们的车工比试？”父亲说“这没啥？”
结果，真的比试了：那个七级车工，用老式的车床车出一个金属套圈儿和一个圆柱体，圆柱体插入套圈儿，严丝合缝；父亲也用这台车床，车出了同样大小的金属套圈儿和圆柱体，可是，待把圆柱体插入套圈儿时，却插不进去。周围一片稀嘘。父亲把圆柱体放在套圈儿上，端端正正地稳在工具箱内，锁好，说“明儿再看。”第二天，圆柱体瓷瓷实实的进入了套圈儿。
父亲没有做车工，而是做了七级电工，后来升为八级。因为他喜欢。
敢说，这个发电厂的规模，当时是很大的，因为开滦煤矿总局下属的其中三个煤矿和几十万人口依赖它的动力。
每天一大早，父亲徒弟的徒弟（我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便把厂里仅有的一架能推动的平板车歪歪扭扭地停在我家刚刚搭起的简易棚门口，在我家喝上一碗糨糨的面粥。父亲嘱咐母亲，这孩子可怜，要好生待见。地震，全家就剩下他和一个盲眼的老娘。粥后，徒孙儿便把父亲歪歪扭扭地推到厂区（父亲救王奶奶的时候，被玻璃片扎进脚心）。
地震后的夜晚，一片黑暗，黑暗的有些恐怖，因为不仅仅是黑暗，还有数次的余震。说不定哪一栋楼房的半壁坍塌下来，一阵轰然、一声撕裂；哪一块地方深深地裂开或者陷下，扒沿儿探身望去，让你起一身鸡皮；哪一条谣言又传来，脚下因多年采煤，都挖空了，将要整体下沉，海水正在蔓延……
但是，抗震救灾是不分昼夜的，那时的唐山人，没有侥幸，没有轻信，没有眼泪，没有欢笑，没有悲伤，人们唯一的表现，是与大自然沉默的抗衡。
手电筒的光亮处，是父亲的足迹，他“指挥”着抢修的人群：“把这根和那一根电缆接上，记住了，电缆的那一头是56年换上的，要轻拿轻放……把这一台配电盘和那几台并在一起……”父辈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电厂体内弯曲、断裂的血管一根根地理顺、衔接……直到人们看到了高高的烟囱冒起了青色，听到了发电机组的轰鸣。
一晃，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因为突破了电厂恢复的难点，厂领导关照父亲在家休息。年迈，本不该再去工厂的父亲，那天一大早，却又徒步赶到了修复现场。看到大家很有条理的操作，便踏心地坐在配电盘的一隅，歇息，劳累。谁知，一阵余震袭来，断壁残墙的二层楼板上，一个脸盆大的“法兰”，猝不及防地掉了下来。
…………
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发电厂整体恢复、发送电全面成功的第二天举行的。
在场的，有父亲的徒弟、徒弟的徒弟，老领导、老伙计，街坊四邻，以及认识他和听说过他，仰或服气他、不服他而闻讯赶来的人，黑压压的一片……
上海发电厂援建的工程技术人员们，整整齐齐，肃穆站立，包括也因那次余震砸坏踝骨、坚持不回沪养伤的女总工。她双手擎着一个从废墟中拣来的、一块近一米见方的薄铁板制成的牌子，上写着：“张老前辈，我们永远的工人精神。”
参加追悼会的亲人里边，唯独没有到场的是我。当时，我正为追名逐利，远在包钢的一个能容纳千余人的礼堂，大谈学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心得体会。当我接到父亲的噩耗，昼夜兼程地赶回时，看到的，仅仅是发电厂光荣榜首的那张父亲的照片。
那是从他的工作证上翻拍下来、然后放大了的照片，灰度大，很模糊，黑黑的脸庞，浓眉，矜持地笑，脖子下面光秃秃的，想像中应该是光着膀子，最多是穿着一件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