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就在这一刻，我才从她潮湿的发稍和银质发夹上抽回手来。
随即，一辆空载的出租车穿过维尔格兰大街朝这里驶来——它必定如期而至。
她望着我的眼睛，似乎想要求什么。她请求我理解，她请求我，动用我所有的能力和悟性去理解她。此时，她又泪眼婆娑。“好了，愿你圣诞快乐……让·奥拉夫”，她有些激动。随后，她转身跑到街边，拦住了那辆的士。她在车上向我愉快地挥手。空气命运般地沉重。车子起动了，她头也没回，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她在哭。
我被彻底征服了，乔治。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我在博采中赢了一百万，可欣喜之情仅仅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就有人宣布：由于某方面出了错，奖金不能兑现，至少不能立即兑现。
这个超然叵测的橙色女孩，她到底是谁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久。可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来了：她从哪儿知道了我的名字？
钟声还未停息。此时，市内大大小小的教堂万钟齐鸣，它们在宣告圣诞节的到来。街上空空荡荡。因此，面对十二月的凛凛寒空，我不知把这个疑问大声吼出了多少次……我几乎在放声歌唱：“她从那里知道了我的姓名？”还有第三个问题也十分急迫：为什么必须要经过半年，她才愿意再见我？
接下来，我还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个问题狠狠地折磨我的脑子。日子一天天流逝，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可我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也许橙色女孩身患重病，所以医生才让她坚持服用橙子作为食疗。也许，下半年她得去美国或瑞士接受一次痛苦的治疗，因为我们这里的医生已无能为力。
然而，就算橙色女孩患了致命的重病，或者她的脑子已出了毛病，这仍然无法澄清以下问题：她怎么知道我的姓名？不仅如此，当她见到我，她几乎每次都哭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她每次都显得那么难以形容地伤心，难道原因在我自己身上？
在随后的圣诞节假期里，我得以无所顾忌地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这种疯狂迷乱的思维游戏中。对于“为什么我半年以后才可以再见橙色女孩”这个问题，我会罗列出所有可能的答案。其中一个对于她那种人而言或许具有代表性的答案是：橙色女孩善良无比，她对这个世界充满爱心；所以，她偷偷地前往非洲，为了向这块大陆上那些赤贫的人们，走私食品和药物。然而，这样的答案仍旧不能解决橙子之谜。难道不会有别的可能？也许她想把那些橙子运往非洲？或许她为此投入了她的全部积蓄，囤积了足以装满一架直升飞机的橙子。
怎么样啊，乔治？你能回答以下问题吗：第一，她为什么购买那么多橙子？第二，在咖啡馆里，她为什么深深地看着我的眼睛，抓住我的手，却又一言不发？第三，为什么在扬斯托克的水果摊上，她全神贯注地挑选每一个橙子，显然想要避免买到任何两个完全相似的橙子？第四，我和她为什么必须半年以后才能相见？第五，她何以知道我的姓名——这是谜中之谜。
如果你能解决上述问题，大概你也就差不多能回答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橙色女孩是干什么的？她是我们人类之一员吗？或者说，她是否来自另一种现实？也许她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必须暂时回到那里呆上半年，然后才可以回到我们这里，并在我们当中定居？
我才把父亲的长信读了一半，就想上厕所了。这都怪我不小心，我刚才喝了那么多可乐。从洗手间出来，我关上门，重新趴在床上。
我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神秘的橙色女孩到底是谁了。当我父亲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我猜，他很有可能会发现，她其实就是一个“巫婆”。反正她令我父亲中了邪。既然父亲认为，他务必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他这样做，至少得有一个适当的理由。他显然想让我知道某些事情，而且是一些在他临死之前必须让他儿子知道的事情。
我始终觉得，橙色女孩跟哈勃望远镜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或者，至少跟宇宙或者太空有关。我父亲写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是它们让我产生了这些想法。我翻到前面一处，又读了一遍：“她只是紧紧地、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仿佛失去了重量，在太空中漂游；我们仿佛畅饮了星际牛奶——我们拥有了整个宇宙。”
难道橙色女孩来自另一个星球？反正故事中已有暗示：她可能来自一个不同于我们的世
界。或许她是乘“飞碟”来的？
我捧着父亲的信，开始继续往下看。
从圣诞节到新年这期间，我没有做出任何找寻橙色女孩的努力。圣诞节的祥和气氛笼罩着一切。到了一月，我又开始行动。为了找到她的芳踪，我尝试了上百次，可一次也没成功，所以我也没啥好说的。
四月底的一天，我发现我的邮箱里有一张精美的明信片。那是星期六，我到胡姆勒去看望父母。也就是说，这张明信片没有寄往我宿舍所在的阿达姆斯图——我当时和古纳尔住在那里。但它确实是寄给我的。
现在你听我说。卡片上是一个童话般的橙树林，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PATIO DE LOS NARANJOS，大意就是“橙园”——这点西班牙语我还看得懂。
我把卡片翻过来。邮戳上的地点是“塞维拉”。明信片上只有一行字：我想你。你能再等一等吗？
此外就什么也没写：既没有署名，也没有发信人地址。可卡片上绘着一张脸。那是她的脸，乔治。这画看来很像是一个艺术家的手笔，甚至是一个大艺术家。
这张卡片令我深感幸福。我的大脑源源不断地分泌出一种物质，我们医生把它叫做“内啡呔”。这种近乎病态的幸福状态，有一个专有术语与之对应。于是，我们医生便把这类患者描述为“亢奋”的。我此刻就处于这种状态。因此，“亢奋”的我就跑到我父母面前。他们当时都坐在花园里。我冲进去大声告诉他们：我要结婚。我解释说，我打算结婚了。
橙色女孩已经暴露出，她知道我的名。可现在我才发现，她居然还知道我姓什么。这还不够，乔治。她虽在隐秘的“橙子国”里，竟然连我父母在胡姆勒的地址都一清二楚。对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太妙了，反正这是一个绝妙的想象，不管人们怎样去解释这个谜，那都无关紧要。可难道这种感觉不是有些苦涩吗：她去了西班牙，事先对此却滴水不漏。在那个魔幻时刻，在我们手挽手地走向王宫公园的时刻，就在圣诞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灰姑娘必须跳上马车回去，否则马车就会变成一只大南瓜。
接下来，我逃了几天学。我向父母借了一千克朗，买了一张飞往马德里的机票。到了马德里，我在一个老熟人的叔叔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便飞往塞维拉。
到达塞维拉才半小时，我就已经漫步在橙园里了。它坐落在塞维拉的主教座堂背后，是一个漂亮的、有围墙的园子，几乎就是一个标准园林：园中的树木果实累累，一行一行整齐地排列在那里。
可是，里面却没有橙色女孩。也许她只是到这个城市里来作短暂停留。但我想，她肯定会再来这里……
我开始尽量理智地思索。我试图告诉自己，我不能指望，立即就遇见她，甚至在最初的几天都不可能。因此，我在园子里只呆了三个小时。离开橙园时，为了稳妥起见，我在园子中央的喷泉边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也想你。不，我一点也不能等了。”我在纸条上压了一块小石头。
我没有署名。我甚至没有写明，这张条子是留给谁的。可我用线描在纸上勾勒出我了的面孔。它跟我的样子绝不相似，可我相信，要是橙色女孩看了，一定能明白，上面画的是谁。她肯定会回到这里来。她肯定会回来收取邮件的。
我把字条压在石头下，然后便来到城里。大约过了半小时，我猛然惊惶失措地想起，我可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