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重地葛峪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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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08年11月9日 作者：漠牛 本页面已被访问 6606 次 |
军事重地葛峪堡
葛峪堡是宣化县的一个山村。就是这个山村，在中国明朝，是其“九边”之一的“宣府镇”中路的“路城”，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笔者近年来通过资料收集与走访当地群众，对葛峪堡有了一定的了解。写成此文，以求得读者的探讨与指正。
一、明廷的防御政策与葛峪堡的设置
公元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明朝。
明朝建立以后，被推翻的元朝残余势力退回大漠。然而，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断对明朝北部进行侵扰。因此，明廷把防务的重点放在北部。
在明廷北部的防务政策中，其中从朱元璋洪武时起到朱翊钧万历年间一直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增筑和修葺长城，以此作为重要的防御工程体系之一；二是在东起辽东鸭绿江，西至嘉峪关长城沿线，先后建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太原、固原等九个边防重镇，称为“九边”。各边都驻有重兵，主要用于对北方元朝残余势力进攻的防守。
宣府镇在这“九边”中是非常重要的。具有连接东西，牵制左右，捍卫京师的作用。
对于宣府镇，明政府还在其防御范围内，十多里或数十里相隔，即修筑一座城堡，以相互策应军事防御行动。
葛峪堡是明朝建立后明廷回击和防御元朝灭亡后其残余势力军事侵扰的产物。战略上，它具体实施明廷对元朝灭亡后其残余势力军事侵扰的防御政策；战术上，它以山谷间复杂险要的地形、地势和坚固的城堡及其它军事设施阻挡和回击元朝灭亡后其残余势力的侵扰。
葛峪堡的历史比较悠久，唐代以前就有人居住。《宣府镇志》载：“正统间葛峪人穴地见遗碣，谓其地为武川。唐鲁建雄武军署于此。”这里山峰林立，沟壑纵横。海拨千米以上的山峰即有82座。正是明廷对元灭亡后其残余势力侵扰的回击与防御政策，才有了军事意义上的葛峪堡。
从军事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观察，葛峪堡堡城的选址肯定经过周密的考虑。它首先要考虑军事防务问题，其次就是堡内的用水问题。从这两方面来看，最好是依山靠水。
葛峪堡四周环山，北、东北、东南，猴儿山和凤凰山相连，西北、西、西南、正南粱山、章家粱山连绵，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西堡墙外就是滚滚流淌的西河（葛峪堡村民俗称）；乱泉河由东北流向东南。明时的西河和乱泉河肯定要比现在的宽得多，流量也比现在的大（葛峪堡村村民现在仍用乱泉河的水）。这说明古代这里的水利条件也是比较方便的；另外，葛峪堡的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积水顺着地势涌向西南，堡内排水方便。
上述这些条件，对于古代用于作战的城堡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如果不具备上述的条件，这个地方就不能修筑军事城堡。
二、有关史料记载的葛峪堡
葛峪堡始建于明宣德年间。从此间开始，明廷对元朝灭亡后其残余势力的军事态势由主动的军事进攻（如明成祖朱棣亲率大军六次征讨元残余势力）转为依赖各边的地形、地势和坚固的城堡及其它设施进行防御的方略。这一点，现今张家口市的所有城堡就是很好的例证。因为它们大都是从明宣德朝开始修建的。
葛峪堡的最早记载在《宣府镇志》。该志书由明朝翰林院国史修撰孙世芳纂修。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木刻本成书。在其卷二中记述了葛峪堡的大概。有这样一段话：“葛峪堡，高二丈六尺，方三里三百步。城楼三、城铺四、南西二门。宣德五年筑。因屯戍之所，故大书下放此。属堡有五，日：趄柳树、水地、张权、范家庄、王家庄”。这段话给出了葛峪堡的大小、高度、建筑时间。
上文中“宣德五年”这句话中的“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明宣宗朱瞻基，公元1426年——1435年在位。“宣德五年”应为公元1430年，也就是说，按明朝翰林院国史修撰孙世芳纂修的《宣府镇志》中提到的葛峪堡的建筑时间应为1430年。“属堡有五，日：趄柳树、水地、张权、范家庄、王家庄”。就是今天宣化县的趄柳树、水地庄、张全庄、范家庄、鲍家庄五个村子。
另一本记载葛峪堡的志书是《宣化府志》。该志书由王者辅、王芥园、王畹（相继任过宣化府知府）总裁，吴廷华（内阁三礼馆纂修官）总修，清朝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木刻印成书。此志书中关于葛峪堡的记载是这样的：“《北中三路志》：宣德五年土筑，嘉靖四十二年增修，万历六年砖包。周四里二百九十二步，高三丈五尺，堡楼三，角楼四，门二。《县志》：南日：永安，西日：永宁。”（《县志》指龙关县志）。
这样算来，葛峪堡的建筑从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筑土堡开始到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砖包，整个修筑工程的全面完成，前后达149年。
四、葛峪堡的军事防御能力配置
明朝初期对军事的管理由高到低，依次为都指挥司（最高指挥官称都司）、卫、所。每卫下设前、后、中、左、右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统10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辖两个总旗，每个总旗领5个小旗，每个小旗率军卒10人。每个百户所编112人，每个千户所编1120人，每卫编5600人。卫、所以下军官分别称为卫指挥、千户、百户、总旗和小旗。后来，随着北方部族侵扰的逐步升级和明王朝对宣府方向防守的实践，从明朝中期起，便逐步改变防御作战的战略及其相适应的军事机构，由初期都司、卫、所的设防机构，演变为中、后期的镇、路、参、守的设防机构。原来的卫、所分为北、中、西、南、东五路（西、北、中三路通称左路；东、南二路称为右路）来镇守，每路各设镇守参将一名。卫指挥、千户、百户、总旗和小旗这些官职被镇守总兵、协守总兵、镇守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替代。
明朝时的中路范围为“东接龙门关、西距张家口，南连镇城，北距沙漠，广一百三十里，轮三十五里” 葛峪堡属中路管辖。
与中路的其它城堡不同的是，葛峪堡作为军事重镇，除了具有防御功能外，它还是明朝“宣府边”中路的“路城”。
葛峪堡为什么会成为“路城”呢？因为这里住有中路的最高军事长官——参将。《宣府镇志》载：“文皇帝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置镇兵将领。宣府逼近胡虏。特承印专制者，日：镇守总兵；有与主将同守一城者，日：协守总兵；独守该镇一路者，日：分守参将；日：游击将军；独守该镇一城一堡者，日：守备。”所以，从军事长官的级别来看，参将仅次于镇守总兵。他对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的军事享有权力和负有责任。
从明宣德朝开始，中路形成了以葛峪堡为中心，赵川堡、大白阳堡、小白阳堡、羊房堡、青边口堡、常峪堡及其属堡在内的扇形防御体系。它西连西路防御体系的张家口堡，南接镇城（宣化）、北靠北路的独石口、东和东南分别与龙门、雕鹗、保安等堡城相接。十分便于相互策应军事行动。
《宣府镇志》、《宣化府志》中对葛峪堡的防御能力配置情况说得比较详细。
从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年间开始到明神宗朱翊钧万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明廷对葛峪堡的军事防御是十分重视的。为其配备了重兵和强大的火力。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堡内部署兵力“存籍官军八百一十六员名，实操官军八百八员名，新增五百三十七名”（引自《宣府镇志》）；各种军器充分保障。据《宣府镇志》载：葛峪堡内配有“守堡火器：制胜将军五个、平虏将军十八个、虎尾炮十六个、神枪十七杆、大小佛郎机三十五副、无敌手十一副、铁铳炮十七个、子母炮五个、铜炮十四个、铁小炮五十九个、神箭六十枝、起火一百根。守墩火器：神枪一百二十八杆、神铳五十五把、悬枪四十八杆、铁磁大小炮四百二十九个。随营火器：铜铁炮七个、神枪八十七杆、佛郎机二副、快枪二十一杆、神箭一百七十四枝”（制胜将军: 一种威力较大的火炮; 平虏将军:一种威力较大的火炮。佛郎机：火枪；起火：导火线；墩：烽火台；随营，指葛峪堡附近的驻兵兵营，如现在的大营盘村、小营盘村和当时堡内军事建制的‘营’）。而“赵川堡：存籍官军二百七员名，实操官军二百一员名，新增四百二十名；常峪堡：存籍官军三百五十四员名，实操官军同，新增一百七十三名；羊房堡：存籍官军三百四十一员名，实操官军三百三十六员名，新增五十二名；青边口堡：存籍官军三百七十五员名，实操官军三百七十一员名，新增一百五十一名；小白阳堡：存籍官军二百四十六员名，实操官军同，新增三百五十名；大白阳堡：存籍官军二百七十二员名，实操官军二百七十员名，新增二百三十七名”（引自《宣府镇志》）；武器配置方面，其它各堡以铜铁小炮和虎尾炮、神枪、神箭等杀伤力较小的武器居多，“制胜将军”和“平虏将军”这样威力较大的火炮除常峪堡有四个外，其余的一个也没有（笔者认为，因常峪堡离葛峪堡较近，便于重火力相互策应）。
所以，从兵力数量与武器数量、威力三方面来看，作为“路城”的葛峪堡都高于中路的大白阳堡、小白阳堡、常峪堡、青边口堡、羊房堡、赵川堡。
作为“路城”，明中后期，葛峪堡驻参将一员，守备一员。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后，明廷将原来的五路分成八路来镇守宣府边。其中“中路参将分戍城堡十一：葛峪堡、大白阳堡、小白阳堡、青边口堡、羊房堡、常峪堡、赵川堡、隆门关、龙门卫城、金家庄堡。本路官军五千一百九十四员名。”
另外，葛峪堡设立后，一直存有数量不等的战马。《宣府镇志》载：“葛峪堡原额操马六百三十三匹，正德年间实有六百四十二匹、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三百二十九匹。”这些战马消耗很大，“月料二百九十六担一斗，每担折银七钱。”（引自《宣府镇志》）。
堡内的军需来源与供应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军屯自养，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前，“葛峪堡围种地八顷四十亩”（引自《宣府镇志》）；二是依赖官仓，朝廷从全国各地调运拔给葛峪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葛峪堡的“围种地八顷四十亩”并不单单是供应堡内的军需，还要承担明廷的贡赋。《宣府镇志》中关于葛峪堡贡赋的记载也十分明确，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葛峪堡“围种地八顷四十亩，粮一百八担、草九十束。粮今减六十七担六斗七升八合”
明廷还对葛峪堡外围加强了防御，重要的措施就是修筑“塞垣”（长城），利用高墙、深池，关隘要塞，据以自守，确实起到了保卫领土的重要作用。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总督侍郎翁万达建议明廷根据防御的轻重缓急修筑“塞垣”（长城），葛峪堡所辖段的长城即在被修之列。
明嘉靖朝以前，以葛峪堡为中心的中路所辖的长城及防守情况是：“小白阳大台墩起至松树沟西墩止，垣一十一里，边墩一十一座。守了官军五十六员名；赵川堡靖朔墩起至永安墩止，垣四里，边墩四座。守了官军二十九员名；大白阳坝口新墩起至总了墩止，垣二十一里，边墩二十一座。守了官军一百五十员名；葛峪头台子墩起至静狐墩止，垣二十三里，边墩一十九座。守了官军一百三十四员名；常峪口大定墩起至西高山西空墩止，垣一十四里，边墩一十五座。守了官军一百七员名；青边口平顶山墩起至擒虎墩止，垣一十九里，边墩一十七座，守了官军一百二十员名；羊房堡何家堰墩起至柳沟墩止，垣一十四里，边墩一十四座。守了官军九十九员名。”
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依照宣大督抚的请求，明廷修缮南山及中北路诸边墩营寨，葛峪堡所辖边墙及墩台均在被修之中。
嘉靖朝至明灭亡，以葛峪堡为中心所辖的长城的情况是：“东起赤城，西至张家口，边垣一百七十九里，边墩二百二十九座，卫口一十三处。”（引自《宣化府志》）
葛峪堡所辖的长城，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时“东至大白阳堡三十里，西至常峪口堡七里，南至宣化府治四十里，北至边墙十五里。所管边口台汛十处。东自赵川堡边界总了台起，西至张家口边界破路台止，计长五十七里九十四步。所有边墙俱已塌毁。沿边墩台共三十六座。其中：奉开隘口二：凤凰台（即：常峪口东至靖虎台六里一百二十步，西至西空台六里三十步。通口外松树沟、马圈子等处地方。现设外委把总一员、马兵一名、守兵一名、台兵三名、营房五间、马棚一间。）；镇宜台（即：青边口东至石嵯山台五里四十步，西至擒虎台七里五十步通口外新营子、水进头等处地方。现设外委把总一员、马兵一名、守兵一名、台兵三名、营房五间、马棚一间。）。封禁边汛八：灭虎台：东至赵川堡边界总了台一里四步，西至靖虎台五里。现设守兵一名、台兵二名；靖虎台：西至凤凰台六里一百二十步。现设守兵一名、台兵二名；西空台：东至凤凰台六里六十步，西至石嵯山台七里五十步。现设台兵四名；石嵯山台：西至镇宜台五里四十步。现设台兵四名；擒虎台：东至镇宜台六里一十步，西至镇楼台五里。现设台兵三名；镇楼台：西至平山台一里十步。现设台兵三名；平山台：西至柳沟台十里一百十步。现设台兵三名；柳沟台：西至张家口边界羊房堡破路台四里三十五步。现设台兵三名。东至平山台。现设步兵一名，台兵二名。以上八处俱无营房。”（引自《宣化府志》）。这样长的“塞垣”都是广大劳动人民为戍边付出的血汗的结晶。
关于以葛峪堡为中心的中路的防御形势，《宣化府志》中是这样说的：“本堡为龙门一路之中，内外止隔一墙，入犯甚易。常峪当河口之卫；青边实内外戒严之地且逼近镇城，与羊房堡同称要害。筹边者其母忘戒严乎。本堡庙儿台、常峪堡口、得胜梁、青边堡西、谎墩梁俱可设伏兵。”
为了进一步搞好各边镇的军务，明时，明廷还设置文官参与各边镇的军务管理、监察等项事务并根据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命文臣赞理军务；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置巡抚都御使赞理军务；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敕大臣总督宣大军务（引自《明史》）；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设宣大军务；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置山西按察司副使备兵怀隆；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置山西按察司佥事备兵赤城（引自《续宣镇志》）；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遗科臣阅视军务（后归并巡按御使）；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置分守道练兵营（引自《明职方图考》）；天启年置练兵游击营（引自《续宣镇志》）；崇祯七年置兵锋及三协四城守营；八年更置中权及左右翼营。”
清朝建立后的初期，基本沿用明制。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也同样重视北部的防务。“世祖章皇帝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诏：置西、北、东三路台兵”（引自《宣化府志》），其中：葛峪堡置三十名；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清廷改明制的中路为“龙门路”。
“龙门路”辖“龙门城”和“葛峪、赵川、雕鹗”三堡。葛峪堡内设“守备一员；马步守兵：顺治年原额一百八十名。康熙年陆续裁，存马守等兵一百十七名。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为钦奉上谕事，案内添设马步兵一百一十名。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为遵旨议奏事，裁汰马步兵九十名。”
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时，葛峪堡“现设马步守兵一百三十七名（内，除亲丁马兵四名，亲丁养粮守兵六名，公费步兵一名，公费守兵二名）；实在存城防汛马兵二十二名（内，外委马兵二名）；步兵一十一名；守兵六十二名；防边台兵二十九名。岁支官俸兵饷马乾米折(七十二石)等银二千五百八十六两零，本色米四百二十一石零。营备马三十匹（内营马二十六匹、守备备马四匹）。随营军器：大小炮五百七十六位、生铁炸炮二千二十二个、子母炮四位、鸟枪五十杆、三眼枪二十九杆、三眼夹靶拐子等枪一百三杆、长枪二杆、钩枪四杆、大刀十八口、钺斧五十把、腰刀十七口、牌刀二十三面口、弓十张、战箭一千八百九十枝、撒袋十副、马兵盔甲二十六副、步兵盔甲九副、守兵盔甲九十九副、新旧旗帜十堂、帐房三架、锣锅三口、铁子二万六千二百六十二个、储备铅五百斛、储备火药九百六十斛、硫磺一百斛。”
为了搞好堡中军队的训练和饲养好战马，清廷还在堡东南置校场一处，占地十一亩，置官地一百五十亩（校场余地）、永安台置马场一处。
五、发生在葛峪堡的主要战役
葛峪堡是明廷针对北方元朝残余势力的进攻进行防御的产物，它从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筑土堡开始到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砖包，整个修筑工程的全面完成，历经149年的时间。这期间，也是元残余势力对明北部侵扰最为严重的时期和明廷对元残余势力打击最为激烈的时期。葛峪堡作为宣府镇中重要的防御堡城之一，在明廷对元残余势力的打击中无疑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期间，堡内及中路其它堡城的明军面对元残余势力的军事侵扰，为保卫边防的安宁和老百姓生命财产，奋勇出战，勇猛顽强，直至流血牺牲。这里，笔者根据《宣府镇志》和《宣化府志》两本志书的记载介绍如下：
（1）嘉靖丁亥年（嘉靖6年，公元1527年），元残余势力侵扰葛峪堡，葛峪堡告急，宣镇总兵命都指挥同知充参将镇守怀来的王经率兵增援。当王经的军队行至化家营时（今宣化县赵川镇的大化家营村），只见烟尘蔽空，王经得知元残余势力的军队已连营而下，于是，他就指挥所率的明军，迅速布阵，形成非常严密的防卫态势，只待元残余势力军队的到来。不一会儿，敌军大规模朝王经所率的明军冲来，气焰嚣张。王经及其所率的明军没有被吓倒。全体将士奋勇出战，与敌大战十次。作为都指挥充参将的王经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勇猛杀敌，迫使敌军后撤。王经冒着流箭带明军追击敌人，俘获多名敌兵，接着连战数日，仍不能击退敌军。随后，王经挑选二千名义勇，组成敢死队，筹集军饷，与敌军交手多次，久持不下。王经请求宣府总兵派兵增援。过数日，援兵仍没有到来。王经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援兵。一天夜里，王经率敢死队袭击敌军大营，最后中流箭而死。明廷得知后，对王经予以褒奖，为其建褒忠祠并抚恤其家人；（2）同年，元残余势力联络数万人，来势更凶，从小沙洼梁（今葛峪堡小沙洼梁）攻击葛峪堡。参将王镇率千余驻堡明军奋起反击，与敌遭遇。双方从上午七点战到下午七点，大战十余次，明军斩敌无数。天将黑时，敌军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明军被包围。敌强我弱，情势十分严峻。但在场的明军没有畏惧元残余势力军队的包围。他们越战越勇，杀伤杀死敌人无数，最后竟全部战死。明军将士个个死状惨烈。让敌人心惊胆寒。敌人将王镇开膛破腹，取出肝胆示众并对葛峪堡内的老百姓说，这是什么样的汉族男儿，多么英勇，多么值得敬重。如果都象这样的话，还要杀我方多少人呢？与王镇同时遇难的还有千户江钺。嘉靖皇帝闻听此事后，下旨隆重祭葬二人和全体死难兵士，建褒忠祠、立牌位以对二人进行纪念；（3）葛峪堡人高怵山任该堡参将时，多次与元残余势力军队交战，多为大败敌人。有一次，葛峪堡又遭元残余势力军队的侵袭。高怵山率堡内的明军与敌接火，最后因寡不敌众，被杀斩首。这里，还有一段奇闻值得回味。当敌人将高怵山斩首时，其头被砍下后掉在地上。正值地上有一羊头，高怵山迅速抓起羊头，将其按在自己的脖子上，转身上马，舞动银枪，连杀数敌，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随后，高怵山从马上堕落。敌军面面相觑，惊惶失措。事后，高怵山的子孙们在祭奠他时，仍将羊首置其像上，以表达他们对高怵山忠勇之精神的敬佩和怀念之情。高怵山的事情未免谎诞不经，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如果没有高怵山这样的人来抗击元残余势力军队的侵扰，大明江山还能存在二百多年吗？老百姓遭殃、生灵涂炭的局面又该会多重呢？这一切，正如《宣化府志》中所说的：（高怵山）“羊首以见忠勇之气，虽死犹生也。”（4）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春三月，小王子拥骑兵六万由毛家沟入寇葛峪，时诸军未集，参将关山独率所部兵不满千人，与敌交战，两军混战一昼夜，关山多处受而死；（5）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四月，元残余势力军队犯宣府。敌军中的一路围攻葛峪堡。参将李光启率明军与元残余势力军队交战。李光启壮烈战死；（6）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祁勉以指挥佥事死。
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置参将一职第一任李延起到崇祯朝止最后一任姜暄止，共有55人在葛峪堡任参将。他们大多在任内明军与元残余势力军队的战争中为国捐躯。他们的精神是值得赞颂的。
在葛峪堡死难的兵士中有两位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位是葛峪堡人穆得海，另一位是小白阳人王羊儿。嘉靖丁亥年（公元1527年），元残余势力军队侵扰葛峪堡。二人随参将关山出战。双方对阵，穆得海入敌阵生擒一人，当即斩首以激励同营将士。敌聚集围射穆得海。他英勇无畏，东奔西突，又连砍数敌，最后力竭，战死疆场。王羊儿面对强敌，也毫无惧色，蹲下身子，与敌对射，箭无虚发，杀死敌多人。后因箭尽，被敌围攻，力战而死。战后，王羊儿父亲收尸，见王羊儿手上还紧提一敌的头颅。乡亲们见后都为王羊儿的骁勇哀伤不已。
然而，葛峪堡和中路守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并不能改变从宣德朝始到明灭亡明廷一直执行的消极防御政策。这种消极防御政策执行的结果是：明朝官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以致使坚固的长城和城堡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有效地打击元残余势力对明北部的侵扰。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到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共二十八年的时间里，元残余势力对宣府的进犯达二十三次，有的一年内竟达数次。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出入无人之境。每次进犯，元残余势力不是烧杀，就是抢走人口牲畜，所掠之地老百姓对元残余势力的野蛮行径恨之入骨。所以，葛峪堡数次战争的胜利又怎能改变明廷消极防御政策造成的整个明军对元残余势力军队被动作战的局面呢？
清朝建立后，清庭通过征讨、联姻、馈赠金银财帛、封王许愿等手段安抚、笼络蒙古封建上层人物，实现了满蒙亲和，清庭北部边界的安全已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原“宣府边”各城堡虽还驻有很强的军事防御力量，但军事上的实质意义已经失去，此时原“宣府边”各城堡已成为清朝统治者镇压人民群众反抗的工具，区区一个葛峪堡就更是如此了。
六、葛峪堡的形制
城堡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需要出现的。但它到底还是一种军事建筑。葛峪堡也是如此。
葛峪堡是按明代城堡的建筑规制、军事需要和当时葛峪堡的地形地势所建筑的。
《宣府镇志》中讲：“葛峪堡，高二丈六尺，方三里三百步。城楼三、城铺四、南西二门。宣德五年筑。”；《宣化府志》中讲：“《北中三路志》：宣德五年土筑，嘉靖四十二年增修，万历六年砖包。周四里二百九十二步，高三丈五尺，堡楼三，角楼四，门二。《县志》：南日：永安，西日：永宁。”（《县志》指龙关县志）。两段话提到的葛峪堡的建筑，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堡的高度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二丈六尺变为三丈五尺；二是堡的周长由原来的三里三百步增长为四里二百九十二步。关于这两点，笔者认为，葛峪堡堡墙的高度和周长发生的变化，都是在嘉靖四十二年增修的。高度的增加是因为增修了九尺高的用于掩护、了望、射击的雉堞。
那么，“城厚”又怎样呢？《宣府镇志》和《宣化府志》二本重要的志书都没有记载。为此，笔者实地察看了葛峪堡残存堡墙的厚度。
从现存的堡墙来看，墙身为素土夯筑，夯层厚度在0.15米左右,内侧墙体的外面又加筑了宽1米左右的三合土表层，加固了城体内侧的坚固程度。墙体的厚度达6米多，加上后来包砖的厚度1.5米（葛峪堡的老人们回忆说也在1.5米以上）,葛峪堡堡墙的厚度也在8米上下。堡墙的内外侧有灰砖包砌，砖墙底部砌基石三层，高1米，基石以上砌砖直至垛口。包砖厚度在1米——1.5米之间，砌法为‘一顺一丁’墙体的顶部铺有0.3米的三合土夯层,上面平铺着一至二层灰砖地面并建有排水设施,墙体内侧每隔70米距离有砖砌的排水槽,从墙顶部至墙体的下面直至沟渠。堡门和堡门角里面（内侧）还有马道，马道长50米，宽6米。南堡墙的西段马道叫‘南马道’，西部堡墙下的马道叫‘西马道’。一有战事，军队车马就从马道上通过，直接登城，对敌人开战。南堡墙的东段、东堡墙和北堡墙都没有马道。另外，作战的士兵也有休息的地方，叫‘铺’。葛峪堡的四座堡墙上都有“铺”。它凸出于墙体内侧，长15米，宽6米。
葛峪堡的堡门建筑形制森严而威武。南门“永安”、西门“永宁”。两门楼都是一层,高6.5米,面宽三间,进深六搭椽，圆孔窗，四周有廊,建在高近8米的墩台之上。为布瓦歇山顶木制结构建筑。
中国古代修筑城堡的同时建筑瓮城，作为城门防务的延伸。瓮城环抱城门，高墙深沟。在一般情况下，瓮城的城门与主城门不能相对，都将两个城门做成九十度角,在其右或其左拐角而出入。瓮城，常常是攻守城门的激烈战场。葛峪堡有瓮城吗？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葛峪堡的瓮城又在那里呢？它就在堡城门墩的下面。比如南门，从北向南，入南门往里走约20米就到头了，迎面是一座观音殿，观音殿进深5米左右。从观音殿门前再向右转，往东过一门（同南门成九十度角，。这应是瓮城的特征），径直向前走十几步可看到一门，出这一门就是堡外，一座隐壁立于前。西门也是如此，只不过是行走与出入的方向不同于南门罢了。
葛峪堡的堡墙、门及门楼、角楼、堡墙上的设施经历了三次大的破坏、损毁后留下了现在的北部堡墙和西部、东部堡墙的几截残垣断壁和塌陷较重的南门。一是抗日战争中，日军在堡墙和两座门楼上修筑防御工事，破坏了堡墙和门楼的面目；二是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据葛峪堡，在堡墙上到处修筑防御工事，多段堡墙被拆乱；三是20世纪60年代末80年代初社员们盖房用去了堡墙的素土、城砖，西门楼也随之拆完。
随着宣化县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笔者相信，葛峪堡的古堡文化、军事文化价值，等等，也会得到更好的体现的，也必将是人们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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