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

(第三章:回乡劳动的苦与乐二)

    4、通过将近半年的“再教育”，特别是前江防汛的表现，得到了大队领导的好评，我被评为“先进个人”发了一张奖状和一条毛巾。大队让我担任农业技术员，负责农作物防虫治虫的预报和辅导。虽然不是脱产的，但是能利用开会和到各个生产队检查农作物生长情况以及病虫害情况，不用参加劳动照样可以记工分，到时候从自家上缴各项提成款中扣除。我在这段半耕半农的岁月里，为家乡的水稻种植、生长，以及病虫害的防治方面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得到上级农技站的肯定和表扬。
    随着农村教育的发展，下放在我们那里的上海知识青年，都安排到小学校里担任老师。那些知青在农村呆久了就想回去，加上政策允许确实有病的知青，通过手续可以调回上海。我偶尔被那些下放学生请来担任她们的代课老师，有时一个礼拜，有时半个月。原来在我上学的耕读小学的一个老师，他是我们县城里下放来的，通过关系调回县城里去了。我们大队在实在没有人的情况下，安排我接替他的课程和另外一个上海知青在我的母校教书。她是一个女孩子，比我大几岁。我们除了工作以外很少说话，她的名字叫“宋根娣”，据说她们家都是女孩子，她父母给她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跟她后面的是一个男孩--跟弟。结果还是没有弟弟，而是几个妹妹。她为人比较真诚、实在，一点也没有大城市的那种世故和圆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熟悉了，这个女孩对我到是比较好的，没事的时候她教我说上海话，有什么我们那里的风俗习惯她不熟悉的也愿意向我请教。我的村邻们还误以为我们在谈恋爱呢。那时的我非常单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男女之情，我父母一提给我介绍对象我就脸红。
    和这位宋老师搭档的那位老师被调到县城去了。据宋老师介绍：原来那位老师好象心术不正，有欲勾搭调戏我们宋老师的意思，她又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所以经常提防着他、躲着他，从来不和他单独相处，用她的话说是不给他机会。因为我当时比较腼腆，反而让他觉得我比较老实，相反多次都是她主动接触我，没话找话跟我说，我一般是她问一句我答一句，从来不主动找她说话。我越是这样她越是觉得好奇，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的劣根性”在作怪吧。经常问我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主动地教我上海话。和她相处长了我就渐渐觉得：这个女孩虽然不算漂亮，可是为人是非常的真诚和实在，没有心眼；虽然大我几岁，可是处处关心我、爱护我，有时也是感觉心里很温暖的。她就象个大姐姐般呵护着我。我的父母格外的喜欢她，每次到我家我父母都给她做好吃的，俨然把她当成自己的亲闺女，隐约之中包含着未来的儿媳的意思。当时，我看到别人都戴着手表，非常羡慕也想有一块。宋老师就跟我说：“想要就买一块吧。”一块手表125元啊，我们家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才分200元，一头猪养一年连本带利只能卖100多块，谈何容易？
    机会终于来了。我家刚卖了一头肥猪，有120元。我虽然舍不得，还是架不住手表的诱惑以及宋老师的劝说：“你就拿那个钱买去，你父母要是说你，我去帮你保证没关系”。我第二天把卖猪的钱结回来就全部买了手表，回来还不敢戴在手上，而是放在袖筒里。宋老师到我家跟我父亲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有手表，绍群现在都当老师了，没有一个手表实在不方便，上课都不知道时间。他多么想买一块。”我父亲没想到我已经买了，就随口一说：“等有钱的时候给他买一块就是了。”宋老师说：“听说你家不是卖了一头猪吗？不如你就让他买一块吧？”我父亲说：“卖了猪有卖猪的用途啊，一家人去年都没有添一件新衣服，马上就要到夏季了，一家老小还指望它换季呢。”宋老师说：“夏天不是还早吗？你给他买了吧，换季到时候再想办法。”我父亲知道我肯怕是真的想买表了，叫宋老师来做工作的，心想：现在好一点人家的年轻人都有手表，孩子在教书也确实需要表，早迟也是买,不如狠狠心给他买了吧。一来孩子也高兴，二来也做个顺水人情，不能博了“儿媳妇”的面子啊。叹了一口气说：“好吧，就让他买吧，只要他好好工作就行了。”这件事就这么顺利地办妥了，可见她在我父母心目中的地位了。
    我们相处的是越来越融洽，说话是越来越投机。可是，时间不长，全国都刮起了一股返城风，上海下放学生陆续接到调回上海的通知，宋老师也在这次返城之列。临走的时候她跟我打招呼是依依不舍，再三招呼我：“我先回去看看怎么样，说不定我还回来，万一我不回来，你一定要到上海去找我”，并且告诉了我她家的地址是在什么路多少弄等等，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收到她的一封来信和一个包裹。信上是这么说的：

                   你的同事兼朋友：宋根娣

                    1975年12月16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