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蒙到大学，再到后来的进修，我受教的老师有几十个。这些老师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性格不同，教法迥异，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学高身正，传道授业解惑。虽然他们教导我的时间有长有短，但都教给了我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使我在人生的旅途中能够机智勇敢地披荆斩棘，奋力前进。

我的启蒙老师是王倩老师，一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老教师。她从抗日战争初期就当小学老师，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在祖国的乡村教苑，辛勤耕耘了大半辈子。她的哥哥是三十年代延安抗大毕业的老革命，解放后曾在国务院某部担任领导职务。

1968年仲秋的某一天，我背着母亲亲手给我缝制的小书包，拿着小板凳，在我姐姐的牵领下，来到我们镇的小学。在一间教室的门口，我看到一位白净文雅、慈眉善目的中年女教师，站在那里，迎接着前来报到的孩子们。姐姐叫了声“王老师”，王老师亲切地对姐姐说：“来了，欢迎你，小朋友！快到教室坐吧。”。姐姐把我领到教室里就走了。

当几十个孩子都坐到了教室里，王老师走了进来。她站在讲台上，对我们大家说：“小朋友们好！欢迎你们来学校读书。我姓王，是你们的班主任，教你们语文课，以后咱们就在一起学习了。你们有什么事，就找我，给我说。”。听着象妈妈一样的亲切话语，我的心里温暖极了。王老师走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俯下身子，一个一个地询问我们的名字和年龄。然后，按个子的高矮，给我们分了座位，又把《语文》、《算术》两本书亲手送到我们每个人的课桌上。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学生们读书也是非常的。我们上的第一节语文课，不象现在，是拼音和汉字，而是一句时髦口号：“毛主席万岁！”。后面的课文也都是口号和语录。除了教授课本的内容之外，王老师还偷偷地教我们汉语拼音。时间不长，我们班的同学们都掌握了汉语拼音，为我们以后的阅读查字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老师不仅教我们知识，也教我们怎么做人。在我们班里有个同学叫孙振峰，人很聪明，就是整天涂噜大鼻涕。好多同学们都不搭理他，有的还骂他打他。王老师每次看见振峰涂噜鼻涕，总是拿出自己的手绢给他擦干净，还耐心教育那些歧视和欺负振峰的同学。对振峰，不仅给他擦鼻涕，还鼓励他讲卫生，努力学习。后来振峰考上了师范，做了教师，听说现在还当上了校长。我们班里还有一个叫“毛三”的同学（大名已忘，只记得小名），其父原是山西某地的铁路局干部，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实在是生活不了了，只好带着孩子们回到老家，被迫改嫁给一个老光棍汉。对中途而来到我班的、操着山西口音的毛三，王老师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以至多年后，当了火车站长的毛三，一提起王老师，总是感动得泪水涟涟（一个同学告诉我的）。

王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三年，但给我的关爱和教益，是巨大和无穷的。现在，我也做了多年的教师，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王老师的感激之情。我的哥哥和姐姐，也都曾受教于王老师，他们对王老师的感情一点都不逊于我。八十年代初，我的表姐嫁给了王老师的二儿子，我们家与王老师家也成了亲戚，但我们全家人都依然以“王老师”称呼她老人家。2006年春，我到河北出差，专门到县城看望了王老师。当我看到年近九旬的王老师精神矍铄，身体健康，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中学时期的老师，可能是因为各种运动的折磨，大都循规蹈矩，紧跟形势。这也难怪，文革都好几年了，可政治运动仍然是一个接一个，把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什么“批林批孔”，什么“反回潮”，什么“黄帅日记”，什么“马振扶中学事件”，什么“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此频繁的政治风暴，吹打得老师们心惊肉跳，亦步亦趋。课堂教学，照本宣科；“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实在是没有意思极了。我呢？倒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津津有味的阅读了不少文学名著，时文报纸杂志。所以，这一时期的老师虽然不少，但没有几个老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倒是高中时的班主任尹红艳老师与我相交甚笃，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尹老师是工农兵大学生，学中文的，我高中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她个子高高的，脸庞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声音甜甜的。脖子上经常围着一条红纱巾，映衬的脸蛋也是红红的。当时，她大约二十四五岁，好象也没有对象。尹老师之所以喜欢我，我想大概是由于我比一般的同学读的书多点罢，也可能是我的作文不错。总之，每次朗读课文和出黑板报，她都首先叫我。

当时，上高中的学生都是跑校。我家离学校有六七里地，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遇上下雨下雪，就带点干粮，中午就不回家了。有好几次，尹老师专门给我打好饭，叫我到她宿舍去吃饭。因为还有好多同学没有回家，我怕别人说闲话，所以都没有去。但在课余时间，我经常去她的办公室或宿舍，因为她找我谈话或者我找她借书。有一次，我们俩在她的宿舍谈起了《红楼梦》，为宝玉应该喜欢谁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

晚上，回到家里，吃完饭，我坐在我的书桌前，不知不觉的想起了白天与尹老师的争论。突然，一个念头涌到了我的心头：将来，我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象尹老师这样才貌双全的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找着。这是深藏在我心中多年的一个秘密，现在说出来，作为一个笑话。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那时，我刚上高中一年多，尹老师鼓励我参加高考。我说：“我哪行啊？那么多人考试，我根本考不上。”她说：“试试嘛。考上就走；考不上就算演习一下嘛。”在尹老师的一再鼓励下，我终于下了决心：试试！试试的结果还真的考上了。不过不是大学，是中专。“中专也上。以后再上大学嘛。你这么年轻，有的是机会。” 尹老师知道后对我说。家里也同意我去上。这样，我比我的同学早上了几年的班。

在上学和上班后的那几年，每到假期，我都会去看望尹老师。不久，她也结婚了，找的是同校的同事。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因为当时她没有告诉我，否则，我一定会参加她的婚礼的。再后来，我的工作单位越来越远，相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了内蒙古高原，我们已有十多年未见了。去年，与她通电话，她告诉我，她已经退休了。我让他到草原——我这里来玩玩。她说一定会的。我真诚地希望能和我的尹老师相逢在辽阔的草原与美丽的青城。

工作了几年后，真的就象尹老师所说的那样：我又上了大学，而且学的专业与尹老师学的专业一样：中文。

我的大学老师，除了三个老师比较年轻外，几乎都是五十多岁的老教师，而且都是五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国名牌大学。他们知识广博，造诣高深，品德高尚，教风端正，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教我们古代文学唐宋部分的牟国相老师，六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又考取了语言大师王力先生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因为妻儿进不了北京，七十年代中后期调到了我上的那所大学，一家人才得以团聚。

牟先生给我们上课，从来不看讲稿，但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他讲课幽默诙谐、生动有趣。讲到得意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牟先生是东北人，歇后语、俏皮话信口拈来，恰到好处，比现在的赵本山搞笑多了，而且文雅不粗俗。教科书上列举的唐诗宋词，他都能从头带尾抑扬顿挫地背诵下来。在我们大二的时候，他还把他的两个师兄弟从北大请来，给我们做了专题讲座，使我们这些无缘北大的学子们，享受了一次北大名师的学术大餐。

张西萍老师教我们古代汉语。他是五十年代末毕业于南开大学并留校的高才生，曾编过《古汉语词典》，也是因为妻儿问题，和牟国相老师差不多同时调来的。张先生个子不高，瘦瘦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一口河南话，也非常风趣。有一次上课，说到了《红楼梦》，他说他跟贾宝玉一样：十五岁结的婚。还说他只比儿子大十几岁，多年的父子成兄弟了。我们听了，禁不住都笑了，他也笑了。张先生给我们讲古代汉语，就象我们给中学生讲古文那样，他那带有河南口音的朗读，别有风味。当讲到重点词语时，不仅给我们详细解说，而且还写出那个词语的甲古文字。

著名作家孟伟哉，曾参加过志愿军赴朝作战，回国后，作为调干生，被选送到南开大学读书，与张西萍先生同学。在我们大三的时候，也被张先生请来，给我们进行了文学创作讲座。在八十年代，孟伟哉担任着中国作协副主席职务，好象还在中宣部任职。所以，他在给我们讲座时，还披露了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些思潮和内幕情况。

丛药汀先生是京东人，中学是在北京著名的潞河中学念的书，与大作家刘绍棠同学。丛先生教我们当代文学，当时五十多岁了，其思想行为举止与当时的“愤青”们没有什么区别。他对诗情有独钟，从青年时就写诗，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不少的诗作。他教我们当代文学，从不按教科书授课。他叫我们自己看书，上课主要是评析当代诗人的诗作和思想。他特别推崇新时期的朦胧诗人及其诗作，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王小妮等，曾专门给我们选编了一本他们的诗选。在他的课将要结束的时候，丛先生把他的同学刘绍棠请来，也给我们讲了半天文学讲座。丛先生跟我的关系不错，曾几次指点我，并专门给我题字留念。他的讲课稿《诗论三题》，我至今还保存着。

我的这几个大学老师现在都有七八十岁了，我已有十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衷心地希望并祈祷我的老师们健康长寿。我也打算这两年，一定抽出时间去看望我的年事已高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