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抗大二期的全体学员，被“七七”的炮声激动起来，这些久经锻炼的红军干部，纷纷要求到前方去，和全国人民一道，救亡抗日。党中央考虑到当时形势的需要，分配一批学员到部队去了，我和另一批同志，却被留下来，我有点不高兴，心里想：为什么不让我到前方去呢？
“不让你到前方去，让你到后方去”副校长罗瑞卿同志在他的宿舍里，听完了我的意见，直截了当把党中央派我到敌后开辟根据地的意图告诉了我，并通知我去党中央谈工作。
第二天，我和另外六位同志到中央去。从城里到西山去的一段路程，很快从我们的脚下滑过，走近中央窑洞的时候，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窑洞门口来回移动。
“啊！毛主席！”我们几乎同时脱口而出。等来到窑洞跟前，发现李富春、博古几个负责同志也在这里，博古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先后向我们交代了中央的意图。毛主席便坐下和我们盘谈起来。他说：“现在全面抗战已经开始，中央派你们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这就是要你们把学校学的东西拿到实践中去运用，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他点了一支纸烟，接着又笑容可掬的对我说：“庆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主席：“我保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中央对我的期望和信任。”
“很好”主席接着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学会搞统一战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力量，一致对日。要学会依靠群众，要灵活的掌握中央的政策，共产党员是松柏，也是杨柳，要冬夏长青，也要能适应环境，宜于栽种。”毛主席的谈话，使我更加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和光荣，提高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和化装之后，就离开延安，向敌后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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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潼关，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地区。
头一天，我们就被特务盯上了，下午三个同志到街上买东西，黄昏还没回来，我到商店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被警察局抓走了。
这三个同志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带领的负责干部，他们若有个三长两短，非但要我向党负责，而且将给今后开辟敌后工作，带来极大的损失，我必须设法救出他们。但是，在这里，依靠谁呢？
“依靠群众”在困难的关头我想起主席的话，于是，我和另外两个同志，研究了一下，跑到街头，站在一个高台上，喊起话来。“乡亲们，父老们！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工农红军，为了抗日，我们吃草根、喝雪水，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北方，现在我们又要到前线去和敌人战斗。谁知道，我们在潼关警察局眼里，倒成了罪人，你们说合乎情理吗？”
人群里活跃起来，有些青年学生在摩拳擦掌。
“今天下午，我们有三个同志被警察局抓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去抗日。”我把抗日两个字喊的特别响亮。
忽然，从人群里钻出一个青年，冲着我喊到：“你们为什么不去和他们辩理。”
我发觉我的演讲产生了效力，于是，我借了他的话题：“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而且又是赤手空拳，举目无亲，我们几个人去和他们辩理，是无济于事的，再说……。”
“不用说了，一切都全明白了。”没等我说完那个青年的义愤声音，把我的话音压下去：“乡亲们！这是天大的不平，我们不能不管。”
“对！咱们大伙儿找警察局去！走……走……”
警察局门口，有几个警察把守着，人流在这里汇集成一片，在人们愤慨的怒吼声中，警察局长匆匆地走出来，那家伙，胖胖咧咧的，眼睛下面，垂着横肉。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群众，像哭似的笑一笑开腔讲话了：“民众们，你们在向我要什么人呀！咱们局里从来没抓过什么红军，兄弟我，从来就是主张抗日的，难道我还不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吗！你们不要听坏人的话呀！啊……”
有些人开始动摇了，看样子他们听信了他的鬼话，个别人走开了。我不得不再出头露面，向那家伙说：“抓人是在商店门口，现有人证。”
“抓了人就得承认，即使不是你们抓的，你们也知道，你们应当给找回来。”一个高个子学生，接着我的话音说。“你是干什么的”局长有些发怒了。
那高个子青年，没有回答他的问话，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片子，递了过去。局长立刻眯缝起眼来。“噢！我们一定查，一定查！这三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噢……”微弱的声音从那个青年犹豫了一下的鼻孔里发出来。这工夫我不能错过机会急快和那个青年握了握手，说了声“朋友”，青年大声的说了声“是啊，是我的朋友”。
那局长顶不住劲了，转过去向一个警察咕咕了几句。一会儿，我们的三位同志，跟着那位警官出来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青年是陇海铁路总站长的儿子，我们利用了这个可利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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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太原，先找到薄一波同志。他当时在山西行政公署有合法的职务。所以麻烦倒是少些了。通过他的介绍我去找北方局的负责人杨尚昆同志。
下午四点。我来到北方局临时规定的联络点。在大门口我使用了联络记号。里面毫无动静。直到六点，大门仍旧紧紧的关着。我只得暂时回到原处（决死队）。后来薄一波同志把我叫去。他说尚昆同志等到四点二十分就走了。搞地下活动。遵守时间，比在部队更重要。
我接受了这个教训，第二天不到三点，就到了那个地点。可是那个油漆大门仍然紧紧关着。我怕久站在门口被人发觉，便决定扣门。工夫不大，门里走出一个老年人。他匆匆地说了一句“先生，我们这里没有别人住，你叫错门了”。没等我答话，他又把门关上了。
我很纳闷，明明规定在这里接线，为什么没有人呢？莫非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相信今天没有耽误时间。
一边思索一边走下门台，向东走去。忽然，有人喊了一声“老孟”，扭头一看，才认出是北方局的朱瑞同志。我喜出望外地扑过去，想和他握手。他向我丢了个眼色，我才环顾了一下四周。转身向油漆大门走去。刚一上台阶。大门“吱”地一声开了。开门的还是那个老头。我俩相互对看了一眼，不由的都笑了。
朱瑞同志具体的向我介绍了敌后的情况，他说：“冀中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只要我们能够把党中央的政策，向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一定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太原，一切事项进行得还算顺利，这不能不归功于北方局为我们的活动作了周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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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原到石家庄，上了火车不久我就看见了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他们坐在我的斜对面。事后我才听说他们是到保定去视察前方抗日战况的。当时我怕引起其它旅客的注意，不敢冒然去接近他们。
到底还是被他们发觉了，让警卫员把我叫了过去。
“孟庆山，你干什么去呀！”彭总首先问我。
“到河北省敌后平原开辟地区。”我简短的回答。
“好！在家乡做工作，方便条件很多，不过，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咱们经验很少，部队组织起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设法坚持。能够坚持斗争，就是胜利……”。
我向首长保证：“一定坚持斗争！”
“坚持斗争必须要团结多数人。”周恩来同志放下手里拿着的一本厚厚的书，把话题接过来。“一定要联合多数人抗战，要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要学会搞统一战线，合力对敌。”
我竭尽全力把这些宝贵的指示，铭刻在心里。
彭总又和我谈了一些有关游击战术的问题。看样子周恩来同志还想和我谈话。但是，警卫员传过暗号来。示意我应当马上离开首长。于是，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中断了谈话。
火车在继续前进。我在默默深思：领袖们总是抓住一分一刻的时间来进行工作；而且往往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给一件重大的工作，指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纲领，这纲领是取得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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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保定城里，天气闷热。大坑、小沟满是污臭的积水。到处臭气扑鼻，令人发呕。市民们挂着惊慌不安的脸孔传说前线的消息：“鬼子已经打到长辛店了！”街道上荷枪的国民党军队，押送着各种车辆输运东西，嘴里不住斥骂着车夫，一味的要求加快速度……
按照住石家庄的省委书记李青玉同志的指示，我到保定第一个找刘秀峰同志。在人心惶惶的时刻打听地址，是很困难的。我刚拐到小南门附近。突然，空袭警报怪叫起来。我背着个沉甸甸的箱子，目标很大，想抢先几步赶到刘秀峰同志那里。
“站住！妈的！那儿跑！”紧跟着“砰”的一枪，子弹从我的头顶上飞过去。一个军人气势汹汹地朝我这里奔来。
“你他妈的是汉奸”，嘴到手也到。“嚓！嚓！”几枪把，捣在我的小肚子上。飞机投了几颗炸弹，把城里搅得乱七八糟，秀峰同志的住所里没有人了，只好按照第二个计划到安新去找张君同志。船刚开过下闸，就遇上了刘峙部队岗哨的刁难。那个哨兵，有四十来岁。两只狡猾的眼睛，嘀溜溜的打转，一看就象个“老兵油子”，他不慌不忙地翻查了我所有的衣物，开始向我盘问：“你是干什么的？”
“给团长搬家眷的。”按照预先编好的词儿回答他。
“你是那一部分的？团长叫什么？”
我非常熟练的背念了一遍，把他挡住了。猛然，那家伙把枪一拉，叫起来！“胡说！我在七十五旅当过三年兵，我就没见一个人留长发，你为什么特殊。”
“你……为什么留长发，说！”他逼近了我一步，枪口对着我的胸膛。
我真没想到在头发上发生问题，宁都暴动以前我确实在七十五旅呆过，也知道这个规定，可是，现在忽略了这个细节，真有点抓瞎。现在长发是掩盖不了啦。只有随机应变：“我是刚出医院的病号，你知道，在医院是准许留头的，我刚回到团部，团长就叫我来接家眷。我哪顾得推头呢？”一番话，那家伙凶气大煞了。接着我又给他对付了两句。那家伙倒客气起来，故意装出一副难为情的面孔，说：“老弟冒犯你了，这主要是……”
“不用客气，公事公办，这我知道”，我没等他说完，抢了个主动，借此客气了一番，又闯过了一关。
往东走了一段，迎面过来一只军用船，上面坐着五、六个退却的士兵，船头上站着个当官的，像是个排长，大声地招呼我们，要靠近他的船。他们几乎抢光了我箱子里的衣物，我那块不准确的怀表也成了他们的“胜利品”。
我的箱子越来越轻，到安新县城的时候，只剩下一 条毛巾、两双袜子。我进入店房时，逃兵们干脆连底带盖一起拿走了。这倒好省的我为它操心。财物损失倒不要紧，严惩的是我被他们抓起来，关在店房里，不让出入。也真巧，忽然外边军号齐鸣，吵间乱响，热闹一阵之后全城鸦雀无声了。店房掌柜的慌慌张张的跑进来，气喘的说：“国军退却了！”就这样他们丢下我就走了，我又恢复了自由。不多久我和张君同志及保专特委的同志们见了面，找到了开辟冀中的据点和钥匙。从此，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我们着手领导和策划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开始了建立人民武装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