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发过三篇文字，《道德优势和优越感》、《“中国文化”与“伦理法理天理”》与《情意男道德模范 雷锋精神》，谈及我们的文化把道德严重泛化和偏重化，这样做的后果使整个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扭曲，为人处事虚伪、滑头，补“德”很多失“德”却更多。
其实你只要愿意承认一点事实，愿意动一点脑筋，你就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社会每年评出树出那么多道德模范，有多少能够真正打动人心？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向他们学习？而且，你在自己的身边，绝难真正看到这些模范报告出来的类似事迹，倒会时不时从一些渠道（当然更多是非主流渠道，不一定真实，但，这更值得我们深思）听到这些模范以及这些模范产生过程中的诸多荒唐事。
如此说来，我们的社会确实是“失德”，但如此“补德”补了多少回来？我们除了“补德”，更重要的还需要补什么？下面这篇文字从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文字来自网络，原作者佚名，因此无法征得原作者意见，如有不当请指出）
潘知常的“看”三国与
易中天的“品”三国
（潘知常《“问天下谁是英雄？”——第三只眼睛看〈三国〉》讲座随札）
“希望我的讲座能够给寒冷的三国时代和今天这个寒冷的早上带来一点儿温暖。”当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这样开始他在南京图书馆的第二场美学讲座时，我暗自舒了一口气：幸好！
幸好什么呢？幸好这位潘教授没有赞美流血。时下涌现的品评三国的诸位文化英豪其话语权势之恢宏较之三国时代大批武力英豪沙场之威猛真真不相上下。对此，我保留我的惊异与愤怒。我的惊异不难想象：对于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亲人、朋友、同事或是其他我们所熟知的人，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深度震撼和影响，这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的感觉，仅仅是一个“正常”的“人”的感觉。可惜的是，在我所接触过的各类品评三国历史或《三国》人物的书籍、讲座、论文中，大家小家专家杂家……见地各有千秋，对于“流血”和“死亡”的态度却高度一致——忽略不计。令人瞠目结舌的“忽略不计”！我的愤怒源于常识：难道已经没有一个中国文化人对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有正常的“人”的感觉了吗？所以，我对这场以三国为主题的美学讲座实在不抱过高的预期。毕竟已经有一位中国美学界专家在银屏上兴致盎然地故事新说那些满手鲜血的风云人物了，他不是第一人，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但不得不承认，我因此对中国的美学家有了些成见。今天坚持来听，其实是因为他月前已经在南京图书馆做过一次公开讲座《“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第三只眼看〈水浒〉》，印象很好，收获颇多，据说这是他的一个“四大奇书”系列讲座，也就强打着精神来了。
谁曾想，潘知常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最寒冷的一个时代。”好，我开始直觉自己今天可能没白来。
比四九严冬的早晨更寒冷的时代——三国乱世
《三国演义》写了什么？潘教授的概括是：“乱世”。“乱世”接下去是什么？是中国人总爱说的“英雄”吗？然而，他接下去说了一句让人猛醒的话：“所谓‘乱世出英雄’的说法是很不负责任和令人悲哀的。我们，毕竟不是英雄，我们只是——英雄脚下的白骨。”是的，在我们不无艳羡地看着高举斧钺剑戟的三国英豪从身边呼啸而过时，往往舍不得向马蹄下无辜枉死的皑皑白骨投去一瞥悲悯。好在潘知常的“第三只眼”总算替那些眼明心盲者看见了。他说曹操《蒿里行》里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场景，最可怕的恰在于：那是历史事实而非文学想象。这句话说得于我心有戚戚焉。中国的古诗我最爱汉魏诗；汉魏诗歌我最爱的是蔡琰（字文姬）的五言《悲愤诗》。有人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孤篇羞全唐”的佳作，那么，我认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未尝不可誉为“孤篇羞汉魏”的极品。曹操诗是丈夫诗、英雄诗，大丈夫大英雄没多少功夫细数城外的枯骨已经垒到了几层高那大约是很自然的事，对着“千分之零”和“百分之一”的数据“断断肠”，也难说不是旁观时候的闲情聊发。而蔡琰不同。一介女子不幸被战乱的漩涡卷在了英雄的铁蹄之下，这个才情卓著、命途乖舛的弱女子笔下乱世的一幕幕读来更令人心惊胆寒、惨绝哀痛：“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这既是兵燹战祸中英雄脚下白骨的绝叫，也是寒冷时代“乱世人”的命运，我们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境遇，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够依旧保持壮怀激烈的良好心情呼号诸如“横刀立马”、“英雄乱世”之类的胡言乱语。每读一遍《悲愤诗》，我的心都会和那遥远年代的才女一起痛哭。
无论是对于作为文学经典的《三国演义》，还是对于作为历史现实的三国乱世，审视或省思的基本立场决定了我们可能得知些什么：是带着超脱的微哂闲谈一段“看上去很美”的英雄传奇，还是以血性的温热和人性的尊严触摸那些在战乱的血雨腥风中辗转、挣扎、沉沦直至泯灭的真实生命，倾听那些微弱然而沉重的声音？这是一个问题。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尊严和有血性的人，都会选择回到历史的绝对现场，而不是回到故事的绝对现场。这不是高深的道理，这只是基于正常人性感觉的简单判断。
回到历史的绝对现场，真相触目惊心——“乱世人不如太平犬”。
“道德”面具下的鬼脸——“抢”字当头的暴力夺权
有关于“乱世”叙事的第一个问题是：分裂是如何造成的？
从三国到《三国》，其间中国历史风流云转了千余年，但是“分合之道”的咒语却隐秘而精准地运转着，直到有一天，《三国演义》终于将这条支配了中国千年历史的潜规律昭告天下：“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分合的根据何在？《三国演义》的回答是：“失德”。然而，潘教授随即指出：《三国演义》建立于道德假想社会基础上对“乱世”根源于“失德”的解释是根本站不住的。对于社会“如果是如何”的道德假想遮蔽了社会“究竟是如何”的历史真相，用道德义愤代替对中国历史冷静的观察，对于个人而言是对“乱世”焦虑的一种虚假心理转移，对于历史而言则是对真相的掩盖、篡改或粉饰。
潘知常认为：三国分裂的总根源包括现实的和人性的两个方面，战乱的现实根源就是掠夺权力，三国大战根本不存在诸如“帝蜀寇魏”之类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也不是主义之战，更不是荣誉之战，只有生存之战。在专制极权治下的一元简单社会中，没有“国”只有“家”，没有公权只有私权，没有公义只有私欲，所有的人都只为自己谋利，而谋利方式自上而下地惊人统一，就是——“抢”。抢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成王败寇的区别只在于“抢”成与否；“一治一乱”的更迭则是“抢”少与“抢”多之间的微妙平衡。在中国历史这种“抢”字当头的暴力掠夺和流氓政治面前，“道德”比书写着道德的纸张更脆弱。
而三国分裂的人性根据，潘知常认为：并非“失德”，实为“失爱”，是不把人当成人。这其中尤令我击节叫好的是，潘教授呼吁说，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重新书写三国的新演义，如果我们去写战争与人的关系，我们去写战火中人的表现，我们去见证战争中的人性：无论是爱的高扬或是美的泯灭，无论战争中的那个“人”是勇往直前或是疑惧延宕，都会给读者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感动、震撼与启示。三国的演义应该是爱的演义、人性的演义和美的演义，而不是一部自欺欺人的道德演义。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在想：或许，这个美好的愿望在遥远的汉魏就曾经有一个默默无名者用一首诗微缩地见证过、呼应过。这首诗叫做《出东门》：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一个曾经眷顾家中妻小的好男儿，是什么样的利剑斩断了他的爱，催他一把推开仅存的爱情与亲情，独自亡命天涯？一个人放弃人的尊严并不会比担当起它更轻松，当这个人说出：“大概我也没几天可活了！”（“白发时下难久居”）的时候，他又会是怎样的心情？这个渐渐在人性和爱的视野中消失的人，他出走之后怎样？会是一个初露锋芒的《水浒》好汉吗？还是一个新兴而起的《三国》英雄呢？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不久便做了“好汉”与“英雄”们刀下无数冤魂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英雄与白骨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个关于“乱世”的真问题
这些残酷的和寒冷的史实显然较之光鲜亮丽的英雄行迹
更具有启发与反思的价值，虽然接近它们与接近所有的真相
一样，艰难又沉重。在故事里做梦很快乐，因为读故事的
人常把自己也错觉成了那个盖世无双的英雄。这是人的正
常心理预期，就好像所有观看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
人，没人会期望自己成为横尸皇城的万千士卒中的一个，大
家都会想：“真遇上那阵仗，嗯，还是周杰伦的角色比较适合
我。”但是真相呢？在真相面前思考会辛苦很多倍，因为当
我们以袒露的心迹去面对那些流血的和令人难堪的真相
时，才发现那些凄离的生命与我们有着相似的面孔，而那
些遥远的罪恶基因或许已早为我们所继承。它需要的不仅
仅是智慧，还有勇气。
浪花淘不尽的战争罪犯孙、刘、曹——三国无义战
有关于“乱世”叙事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促成国家的统一？
《三国》的回答是：补德；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被预设了的关于好人和坏蛋之间的战事。但当这种道德预设被还原到基本事实，潘知常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的这些“英雄”都是一些战争狂徒，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罪犯。
潘知常说，曹操、刘备、孙权因为觊觎“天下”大位的私欲而挑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使得战火绵延近百年不灭，论对人类犯下的战争罪行，孙、刘、曹无疑是首犯；神鬼莫测的战争谋略成就了诸葛军师的军界令名，“血战到底”的穷兵黩武成全了诸葛丞相的不二忠心。但是有谁计算过打造这样一张“令名”与“忠心”名片的代价呢？是无以计数的平民与士卒的鲜血和生命。面对这些战争狂徒，《三国》何“义”可演？谁人当“尊”？他的评价是：“以天下统一、匡扶道德为名义发动战争的理由全是屁话！三国无义战。”争权夺利的豪强混战根本不可能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统一与和平的生活。二战之后德国人说：千年易过，德国人的罪孽难消！可是，当我们还在津津乐道英雄的伟业奇谋，或者称斤论两地计较英雄孰优孰劣的时候，千年已过，《三国》的罪孽至今未消。
对于“战争”，在现实工具的层面潘知常提醒说：战争是有用的工具，但是永远要牢记：战争更是有限的工具！为战争而战争的战争是可怕的；战争中有许多罪人，但是没有谁是清白的，即使是发生在正义与非正义方之间的战争，因为当人类为战争而流第一滴血时，和平与美好的世界就已经被染污；而人类更没有权利对战争的“胜利”洋洋得意，手上的血污尚未洗净，“胜利是除失败以外最大的悲剧。”
潘知常对于战争的颠覆性的新思维，让我思考：潘知常看《三国》的思维基点是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学评价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的思维基点是什么？我开始试图回答自己一个问题：潘知常“看”三国与易中天“品”三国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我想到了一点：我以为，潘知常的思维基点是人的“生命”，而易中天的思维基点是人的“身份”。对生命的关注于“人性”有关，对身份的关注与“人品”有关。人性判断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人品判断体现的是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观。所以，在潘知常眼里曹操是“战争罪犯”，易中天说曹操是“大英雄”。两个聪明人选的词都很对味：“品”是被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人表示认可的群体性意见，而“看”呢？没人能够代表别人“看”（神仙也没办法替盲人去看，“我帮你看看”，看到的内容还是“我”的，而不是“你”的），看，只属于觉醒的个体，是以一人之力面对整个世界的姿态。
问题是听众又是怎么看潘知常教授的“看”呢？这个问题不用看只需“听”足矣，除去开场和结束时不排除礼貌意义的两次掌声雷动外，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全场鼓掌五次。我理解这是不具有公共话语权的非文化英豪们做出的价值公投，是寻常百姓的心声。不过，我还是应该公平地说一句，易中天先生全不必失落，早有女“乙醚”喊出了“嫁人就嫁易中天”这样的口号，我想对于男士而言，这无疑是最最美妙的首肯。和而不同，这正是多元价值观的公共社会的基本特征，很好，很好。
然而，如何能够促成国家的统一与和平的生活？潘教
授说，美学的回答永远是、也只能是：“补爱”。
谁来解救我们那被劫持了太久的美感？—爱心英雄
有关于“乱世”叙事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由谁来促成国家的统一？
回答是“英雄”。然而，论天下谁是“英雄”？答案却各有不同。曹操的回答是“唯有能者”，《三国》道统的回答是“唯有德者”。惜乎，正是这两种英雄误导了我们，也教坏了我们。乱世奸雄的楷模曹操公开撕破了道德的伪善，公然赞赏阳谋（暴力）与阴谋（诡计），正是这种以没有底线为底线的丛林法则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道德英雄的典范是刘备，刘备和曹操在道德水准上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但是透过刘备中国人学会了：利用道德、表演道德原来可以藉以谋利。潘知常直斥道：“没有比利用道德更加不道德的事了”。看来在“不道德”的黑道上，刘皇叔和曹丞相究竟谁跑得更远还很难说。
美学的回答是：唯有爱者，爱心英雄。真正的英雄是因爱而生、为爱而死、听从爱的召唤的勇士。他们所护卫的是生命的尊严和人类一切爱好的情感与事物。
潘教授问：我们在《三国演义》里可以学到无数政治技巧、战争阴谋、公共关系战略，但是，我们在《三国演义》的哪一个字、哪一个段落、哪一个标点符号里可以学到“爱”？！他不无痛惜地说：《三国演义》是中国人精神命脉的母亲河之一，它也是污染最严重的精神命脉之一。我们今天讲《三国》、评《水浒》，讲了许多缺憾，这不是目的，不是为了树个靶子跟古人过不去，或者用是今非古的方法卖弄我们自己有多高明，甚至从历史的意义上说，三国的战乱并非一无是处。我们今天讲三国、评《水浒》的全部理由是：在《三国》的战场上、《水浒》的梁山上，我们看不到人类的希望，它们没有给我们开启那“新的、美的、好的”生活，它们也不是人类“将是这样、总是这样、只能这样”的必然方向。
潘的这番话说得很恳切，我理解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美学家对中国历史和对中国文化实事求是的深刻洞见，肺腑之言。这番话令我深深感动，而全场听众也用他们的掌声表达了他们的感动。在新世纪，呼唤爱心英雄、爱的文学、爱的美学和爱的文化，无一例外地旨归于呼唤正常人性感觉和健康美学感觉的回归，而它们已经被劫持得太久太久了。
潘教授指出：当下，暴力大片的风行恰证明了：《三国演义》的后遗症依然存在。对战争，对暴力，从美学的角度，我们应该永远高度警惕。
直到此时，我才发觉自己开始慢慢跟上了美学家的思路：无论是月前的“第三只眼看《水浒》”讲座还是这次的“第三只眼看《三国》”讲座，既不是炒前人的剩饭，也不为翻古人的旧案，“第三只眼”其实就是人性之眼、美学之眼。当世界被爱与美的眼光观照，当文学艺术和历史文化接受美学眼光的省察，文学、历史乃至整个世界都改变了面貌，在某些地方，甚至被彻底地颠覆了：“乱世英雄”的因果逻辑被彻底颠覆了；“拥刘反曹”和“拥曹反刘”的反复辨正被彻底颠覆；胜利有理，拳头无罪的暴力哲学被彻底颠覆了。“有德居之”的三国英雄、“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他们的“道义”脸谱被彻底清洗；一段以“一统江山、“匡扶王道”为名义的混战历史被彻底揭去其画皮；中国那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历史，无爱的文学，失去了正常人性感觉和健康美学感觉的人，就这样一一惨白地呈现于犀利而又不失悲悯的“第三只眼”——美学之眼中。
正如潘教授所说的那样，《三国演义》当然不能等同于三国历史，但毫无疑问的是：“演义”是以文学的形式对历史的形象化和通俗化的阐释。而自三国故事开始在民间流传到罗贯中小说创作定稿，其间经历了数百年心口相传的过程，而最终积淀成书的《三国演义》，无疑反映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对三国历史真实的美学评价和文化价值判断；从明人“四大奇书”排行榜到清人“四大名著”排行榜，《三国演义》始终高居榜首，这并非出于偶然，与其说是国人对于其中故事的兴趣，莫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于《三国》所代表的美学趣味和文化价值判断的首肯和附议。
面对寒冷幽暗的战乱史实，人类的美感评价和价值判断是否依然保持着人性的尊严、爱和美的尺度？人类青春生命的美丽梦想在哪里收获过，又因何被遗忘、被弃置？是什么使得那些遥远的罪恶看上去很美？潘知常强调说：“这就是美学所必须坚持的角度！我没有理由去讲历史故事，我的工作必须捍卫美学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坚持美学的角度是职业和历史对一个美学家最正当的要求。”在这个清瘦的学者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美学的尊严，也纠正着我对美学和美学家的一些误解。
潘教授在演讲的尾声不吝其辞地称赞：在一个许多中国人都不喜欢读书的时代，于丹女士和他的美学同行易中天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文化和历史知识普及工作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喜欢读书。他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敬意。不过，我还是很小心眼儿地觉得他这是在替和自己其实已经不同行的美学同行说项。对潘教授的气度我表示尊敬，对潘教授的“逢人说项斯”，我保留意见。
潘知常教授最后说：“当我以一个美学学者和文化人的身份面对历史和文化时，我，坚持自己的风格。”结束语让人肃然起敬，我想，全场的掌声是既献于这位爱的使者之前，也献于爱的美学之前的。
初记于元月廿八日，修订于二月一日
为勤劳加班错过讲座的陶子妹妹记
